财政能否支撑起基层卫生院

　　王院长的一些看法与学者不谋而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看来，卫生院的加价是因2009年国家逐步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后，一些卫生院资金缺口巨大所致。

　　但朱恒鹏认为，财政没有能力对基层卫生院做到足额补偿。

　　在基本药物制度推行后，朱恒鹏与同事在全国数个省区市展开了调研。朱恒鹏发现，基本药物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很大困难，对于基层卫生服务组织来说，面临的首要困难是巨大的经费缺口。

　　在《基本药物制度如何在基层落地》一文中，他以浙江省海宁市(县级市)为例，分析了为何财政无力足额补偿。

　　2009年，海宁市全部社区医疗机构总的药品收入是1.86亿元，其中利润9000万元。按照基本药物制度要求零差价销售基本药物后，将会产生9000万元的经费缺口，需要其他资金来进行补偿。

　　对于这9000万元经费缺口，县级财政能够提供的财政补偿只有500万元。粗略估算，如果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形成的基层卫生服务组织经费缺口全部由省、县两级财政全额补偿的话，浙江省两级财政年度支出需增加近百亿元。

　　朱恒鹏认为，即使作为经济发达省份，浙江地方财政对此亦力不从心。“以海宁为例，9000万元的财政补贴意味着当地财政支出陡然增加4%多，地方财政根本没有这个财力”，“我们在北京、广东、山东、江苏、福建、广西等地的调研，同样支持上述结论”。

　　有鉴于此，朱恒鹏认为，不如暂时允许卫生院合法获得卖药利润。

　　在朱恒鹏撰写的题为《药品零差价基层遇阻》的文章中指出，推行基本药物制度以前，卫生院药品价格相对真实合理。

　　与二三级医院不同，由于卫生院所能提供的医疗服务不多，所以面临着与零售药店和诊所的竞争。为此，卫生院会竭力压低采购价。尽管加价率平均达到100%，但由于采购价很低，其零售价甚至还低于现在基本药物制度实行后的政府招标中标价。对于这一点，王院长深表认同，他说，“我们自己去批发的价格比大医院低太多了。”

　　他说，与卫生院的采购价相比，二三级医院的政府招标价则明显偏高。这是因为二三级医院采购药品普遍存在暗折和回扣的现象，而且暗折和回扣往往占到了药品售价的40%～60%。

　　但在基本药物制度实行后，基本药物由省级政府统一招标，卫生院就没有再和药商死缠烂打的资格。

　　因此朱恒鹏认为，不如暂时允许卫生院合法获得卖药利润。

　　朱恒鹏告诉记者此举的具体做法：基本药物制度中，省级集中招标继续进行，以招标价格作为医疗机构最高零售价。实际的药品采购价由卫生院和配送商自主谈判确定，政府不干预。零售价格亦由卫生院自主确定，但明确规定不能超过省招标价格。卖药收益归卫生院所有，这样卫生院可以合法获得卖药收益，弥补财政补偿的不足。

　　他告诉记者，这种做法并没有违背医改方案精神，而且，人们得到的实惠未必比零差价制时小。

　　王院长对此却持保留意见，“基本药物制度的推广不只是一笔经济账，更是政治账、民心账。现在网上骂医生的那叫一个狠啊，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群众叫好的政策，可不能因噎废食。对卫生院暂时松绑，确实会让我们好过些，但其他人肯定也想松绑，到时就难改革了。”

　　王院长认为，对卫生院的足额补助，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的问题。他告诉记者，政府可以此举为契机，减少不合理的支出。“我相信，挤一挤未必挤不出来。今年河北就要推行基本药物制度，政府制定了多项政策，保证足额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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