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矛盾，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近年来，医患纠纷直至发展到聚众闹事、殴打医务人员的事件接二连三。时下，人们正在热议湖南“殴医事件”，香港传来了一则“9年医患纠纷终于了结”的新闻。

　　2005年，香港艺人刘美娟和歌手张崇德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仅26个小时后就夭折。他俩怀疑是接生医生处置错误所致，于是，九年来，走上了艰辛的维权之路：投诉医生、聘请律师、求助议员、起诉医院。日前，香港医务委员会经过反复调查、缜密取证、慎重研讨，最终作出裁定：接生医生涉及4项罪名，暂停执业2年。——历时9年的医患纠纷终于尘埃落定，刘、张夫妇讨回了一个“说法”。

　　这一医患纠纷得以妥善解决，当事人(刘、张夫妇)、涉案人(医院及医生)和社会机制都是值得一议的。

　　先说说刘、张夫妇。虽说他们承受了丧子之痛，内心一直饱受煎熬，张崇德还由此得了抑郁症，但他们尚属理智，维权而不过激，辩论而不偏执，没有怨恨医生群体，没有敌视社会，更没有演变成“医闹”，而是带着伤痛，继续生活，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通过合法途经追求正义的结果。

　　而医院一方呢，事件全过程都是以同情、谦恭的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待当事人，从医生、护士到院长，都不回避，实事求是地“回放”当时接生情景，调查极为细致，不掩饰、不强辩、不作假。如医院规定：接生前，医生必须与产妇充分沟通，而此次刘美娟的接生医生被控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她在手术前仅向刘解释了15秒。

　　更为重要的是，香港的机制为这一9年医患纠纷的合情、合理、合法解决提供了一个逻辑前提。刘、张夫妇维权过程中，香港政府并没有出面“维稳”，接到投诉的议员也没有对医院施加影响和压力，(这与关注民生、体察民怨无关)，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医患纠纷应该交给由资深医生和法律工作者组成的医委会处置，而不应该任由专业外的人士(那怕是位高权重者)来“指手画脚”，甚或“一锤定音”。在香港，医委会被赋予了审理医患纠纷的法定权力，相当于“准法院”，同样也受到司法独立原则的保护。据悉，目前香港医委会每年都会处置成百上千宗医患纠纷，既不让患者的权益受损，也不让“白衣天使”名誉蒙羞。这也许就是香港几乎没有“医闹”的根本缘由所在。

　　反观内地，“医闹”事件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以致连连出台“红头文件”，如1900年(或应为1987年，原文如此)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2002年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2003年最高院的《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2009年底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等(客观地说，上述文件不失瑕疵)，前不久五部委还发布了《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但还是发生了像湖南暴力伤医事件。这类事件的形成各自有着不同的原因，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即：医方的傲慢与患方的过激，这是内地每年发生的数以万计医患纠纷中，最终走向对抗的起点。

　　毋庸置疑，医患关系的核心是法律关系，医患矛盾的解决，本质是社会群体之间矛盾的法律解决。当前，我国医患纠纷解决机制包括诉与非诉两种类型，具体为：和解、调解与诉讼三种模式。两种机制运行程序虽然不同，但运行结果却几乎一致，根本无法满足医患纠纷“爆炸时代”背景下患者的理性维权需求。患者畸高的诉求与医疗机构没有过错的心态必然难以达成一致，这导致当前和解、调解机制屡有失败。当然，内地也有像“医调委”这样的组织，但它从卫生局麾下剥离后又挂在了司法局名下，缺少真正独立的中立第三方的有效参与;医学会鉴定专家的公正性也频遭质疑，主要原因是鉴定人员无法独立。上述香港刘、张一案给人们一个极大的启迪是：亟待有一个受到司法独立原则保护的机构介入医患纠纷，以保障处置的效率和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