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医务人员没有过上很体面的生活，享受到社会高度的尊重，我们大批的病人里面还充斥了刁民、爆民，伤医事件频频发生，也许我们国家是世界唯一一个上班需要戴头盔的国家。

　　下一步牵牛鼻子工作有两个，一是基于价值激励的定价支付制度改革，传统的医疗定价支付目前还是政府定价，发改委、物价局在定价，是政府一口价，同时按项目付费，在这样的支付制度条件下，我们中国最贵重的医疗仪器是医生手上这支笔，在开处方的时候不仅考虑怎么给病人治病，还考虑这一笔下去对个人和医院有多少业务收入，这是按项目收费带来的结果。

　　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开始不按项目付费了，在医院是按疾病诊断组来付费，对于医生是绩效，包括健康改善绩效的付费，这套制度制定下来以后，对医务行业、医生真正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下一步核心改革是支付制度的改革。

　　二是现在三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疗机构门口罗雀，怎么改革，就是要建立基于资源整合的分级诊疗体系，现在病人为什么动不动到大医院看，因为不相信基层医疗机构，再宣传再加强硬件软件建设在社区，也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一个比较有效的做法加强资源的，不光是横向的，而且包括纵向的优质资源的整合。

　　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把现在的初级医疗诊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变成了协和医院集团的一个分店，我们实行专家的轮岗轮流下基层的机制，我们的很多病人双向转诊、基层医疗机构门口罗雀几乎一夜之间就改善，这是两个重点工程。

　　还有一个没有写到PPT，如何加强我们国家医疗行业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应该讲我们很多医生真的不像医生，病人来了，首先不是问哪不舒服，是问公费还是自费，如果公费好好宰你一下。

　　但是更为核心的问题，我以为应该要考虑怎么样让人们尽量的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现在非传染性疾病像海啸般涌来，糖尿病1.1亿，高血压2.66亿，高血脂2.65亿，已经确诊的慢病病人和高危人群大大超过了整个美国国家人口，癌症发病率呈现井喷式爆发，怎么办?大家要知道再建多少个新的医院，都是不够的，如果我们的关注点仅仅是治病，仅仅是堵，而不是关口前移，因为很多发病原因复杂，治疗极其昂贵的病是可防可控的。

　　美国曾经冠心病在一定时期是急剧上升，后来下去了，波兰也是上去了又下来了，为什么?采取了科学有效的疾病控制措施。中国慢性病危险因素除了环境，主要是生活方式，现在人均入盐量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1倍，83.4%家庭人均食油量超过了25%。很多老百姓不知道，据调查只有8.8%的人有基本健康素养，未来很重要的任务是怎么样让基本健康知识全民覆盖，健康不仅仅是不生病，而是人的心理、生理、社会力良好状态，影响健康因素，除了医疗服务，很重要的是环境、各种各样生活方式、教育，包括我们的信仰，都可以影响到健康，全民健康人人有责。

　　2008年我出版的《构建全民健康社会》，不仅仅是要讨论医改问题，我们应该有更长远的战略眼光，在我们国家建立全民健康社会，三位一体，覆盖全民健康服务体系，以健康为核心价值诉求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让健康政策融入所有政策，把所有经济活动的环节当中的健康危险因素控制住。广泛普及全民健康文化，健康这个特殊产品必须有赖于每一个人的联合生产，缺一不可。

　　我很高兴的告诉大家，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幻想，我们利用帮助汶川县灾后重建的机会建立了一个NGO，利用这个平台在过去五年中在汶川县成功建立了一个中国全民健康示范县，去年受到了国务院标准委员会的验收，我们就是三位一体来做的，大家有机会去汶川看看，建立以政府一把手为主任的全民健康委员会，对县域经济重新洗牌，对危害健康企业关掉，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健康农业。如果去他的健康农家乐，厨师已经经过了健康教育合理膳食的培训，墙上挂着合理膳食金字塔，现在村村都有体育运动场，改编的健身操悄然兴起，近期要举办健康中国人大赛汶川赛区在今年年底开幕。

　　今天谈健康不是一个理论，我们谈使命不是说的，是做的，因此我在这里呼吁，若我们先从自己做起，管住嘴、迈开腿、安心睡，我们从小事做起，把垃圾分分类，能够不坐电梯走路，走到办公室内，过点低碳的生活，我们从大处着眼，在座很多搞投资的，只要健康危害性的项目赚再多的钱再快的钱都不筹，我们聚焦到健康友好型企业、产业、项目。

　　最后我想用两句话来概括今天分享，健康中国有多远?它就在我们身边。健康中国在哪里?它就在我们的手中。谢谢大家!

　　田薇：非常感谢您演讲，我们学到了很多，我们现在不喝香油，多喝清水，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听到您的演讲，您在讲非常重要的问题，让健康的意识深入到所有国计民生政策决定和大家的生活方式中，今天在座的2005委员会的各位同仁来自于各个行业的，我们也看到真正在一些行业当中的佼佼者，最后都归于健康，比如比尔盖茨做了盖茨基金会在世界各地倡导健康，中国国家第一夫人也是在倡导健康，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您谈到了中国医疗改革最重要原因是我们医疗资源有限，怎么能把有限的资源最好的运用出去，这是我们面临最关键问题，每一次我母亲得病都特别希望我自己是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的主持人，我跟大家也都有自己的健康问题，请您帮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到底这条线从哪里陈起来，健康资源有限，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从哪个点开始?

　　刘远立：两手都要硬，我今天强调预防，说老实话，预防是投资最少回报最大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回避现在大量的人已经得病了，还得治，也应该通过我们规范化的医师培训，把一些成本低、效果好的健康干预措施鼓励他来进行推广。现在我们的医疗行业里有很多所谓高精尖设备，成本很高，但效果并不是太好，因为大家不了解，美国FDA尽管非常严厉的，对新的药、新的医疗仪器上市有审查的，很严格，但是他主要考虑安全性，而且它的效果和安慰剂进行比较，没有说跟现有的已经有的药措施来进行比较，美国这个市场上也包括向世界其他地方推销了很多成本非常昂贵的，但是健康状况改善效果不是那么明显的干预措施，所以我们国家今后在医改过程中要做循证决策，很重要是引进所谓比较效益分析的技术，不仅比较它的效果安全性，还要比较成本，来实现我们临床服务价值的极大化，这是第一个需要做的。

　　还有一个我们也应该要认识到地方很严重的事实，一方面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是需求，再加上现在迅速的老龄化，二八线，20%人消耗80%资源，生命最后20%时间里消耗了他个人的医疗资源80%，这个现象也需要进行讨论，要做出选择。比如在国外比较成熟的临终关怀服务，想方设法让得了不治之症的病人生病最后阶段不是简单的苟延残喘，而是让他有尊严、有质量的度过生命最后阶段，而中华民族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是最害怕死亡，是对死亡最没有准备的民族，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要解决需求和有限资源的关系，我们也需要新的一场健康文化的革命，我们是选择苟延残喘，不利于家庭、不利于社会，还是选择有尊严、有质量的活好每一天。

　　田薇：我们愿意选择后者，希望改革带来后者。说到改革，讨论很多，改革和商业化的关系问题，现在有很多人担心在改革之后，我们过度的商业化，造成可能老百姓看病或者高质量看病成本进一步提升，也想请您就这个话题简单聊两句看法。

　　刘远立：市场经济是一个价值的交换，我们应该意识到医疗卫生服务、健康服务一个特殊的混合的产品或者商品，是有成本的，首先需要成本的补偿，不是个人，就是社会，不是商业保险公司，就是政府、财政、社保，另外医生也不是圣人，也需要养家糊口，是通过提供他的服务获得他的价值实现，但是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我们医患之间的矛盾，我们的患者是永远希望得到最好的服务，付出最少，最好是医疗服务是个福利，不花钱，但是这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方面要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也就是要提高他的待遇，要提高他的待遇，这个钱走要从地方出，这也是全世界普遍现象，医疗费用上涨甚至超过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是普遍现象，另一方面控制浪费，减少不必要资源消耗，这是需要平衡的。但很重要的责任应该是政府必须要兜底，对弱势群体的医疗费用负担毫不疑问全世界都由政府承担，个人、企业、社会保险的责任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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