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日前，北京市一中院对一起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件做出终审判决。这起被称为全国最大的贩肾案，涉及51枚肾脏，涉案金额1034万余元。令人吃惊的是，除了组织者、中介、掮客之外，更有多名职业医生卷入其中，参与手术;而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干脆就是肾脏移植地点。

　　这一案件是不是“全国最大”，并不重要。如果依然缺乏积极、有效的治理，“最大”云云，相信很快就会被后来者“超越”。就在此前不久，江西南昌青山湖区法院不就披露了一起贩卖23个肾脏的大案吗?!公众愤怒的声讨还没有消停，却又曝出一起涉及医生、三甲医院的贩肾丑闻。

　　举凡类似贩肾案件，组织者当然是罪不容赦的首恶，其游走于法律禁地，来往于供需双方，上窜下跳，左右逢源，在伤害众多供体健康的同时，从中牟取暴利。

　　不过，与组织者相比，众多职业医生，以及京城三甲医院的公然参与，击穿了医护行业的职业伦理底线，给公众带来了更深的隐忧。

　　医生也贩肾，果真如本案中个别医生表述的那样，只是做一台手术，别的并不知情?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在装傻充愣。一者，国家对医生在院外实施手术有着明确的程序规定，即便今后允许医生“多点执业”，也不可能许可医生到出租屋进行手术;再者，人体活体器官摘取同样有着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在长达三四年的时间里，摘取51枚肾脏，怎么可能毫不知情?

　　据报道披露，那些参与摘肾的医生，表现得十分“职业”、“专业”：“有手术就做，做完拿钱就走，别的不多问”。给钱就什么都做?为什么不问问情况?显然是心知肚明，不需要问;借道生财，不想追问。这一细节的披露，恰恰暴露出涉案医生以牟利为目的、践踏职业伦理，甚至甘做帮凶、谋财害命的恶劣行径。

　　而医疗机构涉案，更是直接打通了非法摘肾“合法化”的通道。由于有了京城三甲医院的主动合作，那些从隐秘渠道输送来的肾源，可以堂而皇之地“洗白”。尽管这家三甲医院需要一年30例手术来保住换肾资质，但这并不是院方公然接纳黑肾源的理由。医疗机制不合理，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表达申诉，一旦向黑肾源敞开了大门，则必将助长人体器官买卖的风气。

　　我们当然相信绝大多数医生与医疗机构的专业操守。对于大多数医生而言，医德不仅仅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标榜，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职业修为。然而，不必讳言，时下确实有那么一些医生、医疗机构，为利益驱使，做了人体器官买卖的帮凶。至于这些医生有多大比例、介入有多深，不可夸大，却也不容低估。

　　道理很简单，任何一起贩肾案，或者其他任何人体器官非法移植案件，均离不开医生的配合。这些年来，诸如“漳州地下组织非法卖肾19起”、“武汉地下贩肾案：3万元取肾数十万元卖出”、“浙江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9被告6人卖肾”等，层出不穷，而每一起案件，都可以见到白衣身影。

　　近年来，医患关系紧张已然成了一种社会常态，在这样的艰难、冲突之中，如何重建医患信任，需要社会与医疗行业的共同努力。情由复杂的医患纠纷自不待言，而在类似贩肾案这样是非明晰的事件中，该如何做，似乎并不难做出选择。

　　也因此，纷纭之中，加强对医护人员、医疗机构的管理越发显得重要。一方面，医者德为先，医生不应该成为一种工具，而是应该明辨是非，恪守法律、人伦的底线，真正践行救死扶伤的宗旨;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对于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的管理也应该跟上，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放任自流，危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