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了一个谎言，意味着就要接着撒一百个谎言来掩盖这个谎言。而这一百个谎言里总会有破绽。这是中国的父母告诫其子女诚实做人时，常常讲的道理。

　　许多年以前，我国医药卫生行业“饥不择食”地撒了一个在当时并没有清楚认识的“谎言”。许多年来，包括患者和医生在内的民众不同程度而又难以看到尽头地为一百零一个谎言买单。人们惊奇而惨痛地发现，医疗体制内原本撒不起第一个谎言。 题记

　　6月18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律研究中心主任BenjaminL.Liebman(李本)在德国马普国际私法与比较法研究所进行了一场讲座，主题是“医闹：中国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李本讲道：“如果将医疗纠纷放在更广的背景下看，公立医院往往被视为政府的一部分，同理，与医院的纠纷实际上也是对国家的纠纷，我称之为医疗案件的国有化，国家协调取代了私人安排，国家在处理医闹案件方面，反应过激与重视不够同时存在。案件结果不再取决于是非对错，而取决于你抗议的程度有多激烈”，“就保护医院正常运转和使受害者获得赔偿这两个功能来说，这么多年的法律改革，从制度上可以说是失败的。从制度演进的角度看，没有获益者，大家都是受害者，后果是民众对医疗机构以及司法机构的信任都在下降”(见张笑滔发表于《中国健康界》的文章：一位美国法学家眼中的“中国医闹”)。

　　这是一名外国学者，或者说一名外国观察研究者对中国医患关系，以及医患矛盾与医疗行政执法、民事司法关系的大致观点。

　　笔者在去年3月份参加了北京一所高等院校与哥伦比亚大学共同主办的研讨会，曾经现场听取李本的中文演讲。还发表了关于揭示医药卫生执法职责的演讲。

　　笔者注意到，当外国人以这种平静而缓和的心态观察中国医患惨剧的“特色”处理方式及其“实证”效果时，中国的医药卫生执法官方不顾已经启动三年多的新医改国策，仍然在反复沿袭着把医患冲突局限于医护人员与患者(及其亲属)的个体之间的做法，把医疗事故及其他形式的违法犯罪对就医者的侵害，粗暴而武断地归责于医护人员。他们还在撇开查清医疗损害违法犯罪基本事实的职责，企图长期推行错误的旧医改所撒下的“裸医”谎言。

　　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个案上，医药卫生执法机关以及在其领导下的国有医院管理者，都对把医疗损害最大原因、最主要责任归为医生与患者“沟通不够”，而“情有独钟”。

　　据扬州晚报7月9日题为“记者探访医院‘50条细节’”的报道，午休时帮住院患者拉上窗帘，患者醒后再拉开;为门诊输液患者提供热水袋……这是刚开始的全市卫生系统“白求恩杯”竞赛活动中，扬州市卫生局公布的50条“感动患者服务细节”部分内容。相关负责人表示，意在通过该活动，让群众改变看病就医的感受，提高满意度。

　　湖南日报6月30日报道，手术前，尚未成家的小邓向陈医生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一是不想在身体上留下明显疤痕，二是不能耽搁4月21日的公务员考试。陈医生很确切地答复说，微创阑尾手术不会留下明显疤痕，手术后三、四天就可以出院，考试还可以有一个星期复习时间。可在实施手术时，陈医生却忘记了对病人的承诺，未与患者协商，突然将微创手术变更为开腹手术。小邓告诉记者，手术同意书手术前她本人根本没看到，也未经她本人签字。事后她问代她签字的舅舅，舅舅说医生并未详细解释相关条款，说只是走个程序而已。小邓投诉后，长沙某医院对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认为医生诊治方案并无过错。医生在术前跟家属谈到诊断不排除结肠憩室炎，会根据术中具体情况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可能中转开腹。但医院也意识到，小邓对医生的工作提出质疑甚至不满的根本原因是医患沟通不到位，没有让其在术前透彻地了解手术风险等。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厅有关部门了解到，据统计，湖南省的医疗纠纷有一半以上是因为医患沟通不够、患者不理解造成的。

　　一个是从护理细节上“讨好”患者，为此在全市开展竞赛活动;一个是把“骗”取患者同意在这家医院手术的纠纷归责于“沟通”不够。前者不能完全说成是对患者的欺骗，但是不应该是改进医疗质量、改善医患关系的主体。一旦把这种护理细节说成是医患矛盾的主要症结之所在，就成了谎言。因为，正如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玲在4月22日央视[面对面]新医改观察节目中所说：“(宿迁)基本上满街都是开的免费载你去看病的车，到了医院以后态度极其好，但是病人到医院去仅仅是要态度极其好吗?”而后者，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恐怕连说话者本人也不相信。

　　一面是患者明确提出不留明显疤痕不耽搁公务员考试的治疗要求被医生“很确切地答复”，一面是绕过患者本人忽悠其舅舅签手术同意书留变通“授权”，结果就是实施了与患者意志相反的留疤痕和耽误考试的手术。像这样的欺骗技术，堪称“精湛”和“高超”。这样的“沟通”，从骗取患者在这家医院就医的角度上，也堪称“绝妙”和“经典”。很显然，如果医生稍稍让患者知道了真实的病情和治疗方式，小邓就不会在这个时候选择这家医院由这名医生给其做手术，这家医院及这名医生就赚取不到其期待的“收入”。这完全不是什么“沟通不够”。

　　正如李玲教授所言：“医生要去挣钱的这样一个机制损害了病人的利益，其实同时也损害了医生的利益。”“所谓看病贵、看病难其实核心一个是政府失职，就这个领域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由政府在主导的，但是我们政府基本上是甩开不干的。”“医改的核心是改政府，政府责任的回归，政府能力的加强，这就是医改的核心。”医生向患者“挣钱”才是医患矛盾恶化的根本。

　　也正是由于医药卫生执法机关在医疗损害发生后，不履行自身的法定职责，错误履行法定职责，只顾撒谎推责，才出现了如李本观察的结果：民众对医疗机构以及司法机构的信任都在下降。

　　履行国家医药卫生执法职责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保障职责的部门，开始认真履行自身的职责，收起推责、挤责、压责于民的“裸医”谎言，才是中国在改进医患关系上最应当做的事情。

　　如果非要说沟通不够，那也首先是对医药卫生执法机关问责不够，是他们对自己的职责良心“沟通”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