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学统计的意义上说，早产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国，早产儿在全部新生婴儿中占有20%的比重。在我国，这一统计数字是10%，这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医疗条件落后一些，另外一半孩子夭折掉了。
    对于早产儿来说，眼部血管发育的后半段只能留在出生之后完成。为了抢救他们的生命，氧气必须使用，但正是用于救命的氧气，会导致眼部血管畸形发展——在高浓度、长时间的血氧环境下，它们不再向边缘延伸，而是就地膨胀、变粗、打结，有时形成出血，形成一种可怕的牵拉力，最终会硬生生地把视网膜从眼底上撕扯下来。
    这种被撕扯的痛苦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被准确描述——承受它的都是不会开口说话的婴儿——当它发生在杨蔚依、刘维铧、李雨宸的眼球中时，他们只能昼夜不停、水奶不进、撕心裂肺的号哭。
    岳军记得，孩子岳兆祥在眼睛进入白瞳发展期时昼夜哭嚎，但是他并未被告知任何有关此病的预防和检查常识，因此茫然地捱过了那苦恼的两周。岳兆祥于2002年1月11日出生于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孕期7个月，体重1600克。在医院氧舱吸氧155小时。出生6个月时，被确诊为早产儿视网膜病变。
    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黎晓新教授是国内的眼科权威之一，她说，即使是正常使用氧气，也不能排除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危险。但是，她强调，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医院科学用氧，那么就会大大减少病变的几率；如果对用氧的早产儿进行眼科监测，尤其是抓住出生4至6周的最佳治疗期，即“时间窗”，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对视力造成重大损害。
“及时治疗，至少可以保住1.0的视力。”她说。
   杨蔚依、李雨宸、岳兆祥的“时间窗”，因为医院未对家长加以告知、提醒，都在家中被错过了。刘维铧的“时间窗”是在医院中度过的，当时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未对其进行任何眼科检查。
    在刘维铧出院前一天，由于医院新生儿科中刚刚出现了一个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病例，而且刘维铧吸氧长达1040小时，新生儿科似乎也意识到了存在着危险，因此请了眼科医生来做检查，但医生仅仅看了看瞳孔，就说了句“挺好”，走了。
    这天恰好是刘维铧出生的第6周的最后一天，“时间窗”刚刚关闭。“时间窗”一再地未经利用就已关闭。
    吴懿雯于2003年2月18日出生于上海，体重1100克，吸氧10天，后全目失明。同年4月17日，陶佳妮生于上海市新华医院，吸氧导致全盲。顾毅在2001年9月17日在江苏常州妇幼保健医院出生后，吸氧13天，现全盲。在武汉、福州、珠海、江阴、巴彦、仙居、南京、温州、广州等地，依循一个个孩子的名字、病例和照片，我们都可以发现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治疗的“时间窗”被一再错过。
“时间窗”一旦关闭，孩子们就永远失去复明的机会。刘东江在儿子发病后查阅了大量的医学资料，得知此种损伤是不可逆性的，甚至不因医疗条件的好坏而有所改变。
    2002年6月，郑小可出生在深圳市第一人民医院，孕期29周，体重1200克，由机械供氧5天，面罩吸氧将近一个月，后出现视网膜病变。第二年5月和6月，父亲郑华章带女儿到美国波士顿眼耳医院做了两次右眼手术，7月在底特律做了左眼手术，最终与那些在国内进行的手术一样宣告无效。
刘东江夫妇连同他的父母，带着刘维铧在天津、北京、青岛、上海等地的医院辗转求医，最终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医院做了视网膜贴复手术。医生告诉刘东江，只有1/10000的成功机会，最终，这太微小的希望的火苗熄灭了。 “做这种手术就像是在山洞里行走，”黎晓新教授说，“走出去就看见光亮，走不出去就永远沉到黑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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