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院长说，暖箱断电时，医院中心空调仍在工作，当时室温20℃，暖箱温度28℃，所以医院力争进行医疗鉴定，查清一对婴儿的脑瘫是先天还是后来，是医源性还是非医源性。但法院否决了我们的鉴定申请。凭法医鉴定认定医院败诉，一审判决赔偿383万元。我十分震惊，卫生界也十分震惊，这是我国判赔最多的医疗纠纷案。我们于1999年6月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到今天官司仍未了结。

　　黄院长认为，一审判决不公正、不科学，一是混淆了事实，二是判决中进行了文字渲染，三是以法医鉴定代替了医疗鉴定，四是适用法律条款不当，五是判赔数额太高。他呼吁：国家尽快出台与医疗纠纷相关的法律，依法保护医护人员权益不受侵犯，确定医疗事故鉴定为判决不可缺少的一环。

　　业内人士认为：从扁鹊、华佗至今，天下没有不失误的“神医”。我国从50年代至今，总体误诊率在30％左右，这与国外误诊率相差不大。要医院包治百病是不现实的。

　　部分代表提出：不能认为强调了高风险，就可以不受约束。重要的是“高风险”要通过保险等形式，由社会来共同承担。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会长张自宽：在目前科技条件下，医院不可能保证每个病人都能百分之百地确诊，都能百分之百地治好。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误诊误治研究会做过详细地调查，国内误诊率与国外相差不大，约为30％左右，单病种误诊率最高达90％以上。统计数据表明，1990～1996年间，流行性出血热在省级医院的误诊率为51.95％，在市级医院为45.41％，在县级医院为11.49％。究其原因，是由于大医院的分科很细，一般医生对非本专业的疾病不熟悉。正如一些医学专家所言，一个疾病的误诊，不单纯是医生的技术水平问题，还涉及临床思维方法、知识广度、当时的客观条件……就病人而言，误诊除了疾病本身的复杂性外，还与求医者当时的心态，与医生配合的程度，提供病史的准确性等有关。

　　沈阳医学院教授李春生：就医行为虽是消费行为，但它是特殊消费，就要特殊对待。人体是千差万别的，有的药用在一个人身上好，用在另一个人身上就不好。有人用青霉素滴眼就死了，有人做阑尾炎手术，局麻就死了。医学本身的高风险决定了医疗服务的高风险，高风险就可能有失败。但不是有风险就允许出错，从医学本身来说，疾病的诊断、治疗，一环扣一环，每个环节都是避免差错的环节。所以，正如医学名家张孝骞所言，医生对病人，应当时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全国人大法工委代表：不能说医疗行业是高风险、高技术行业就可以不承担责任，这不是一个积极的办法。我个人认为，医院不能过分强调高风险。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会长张自宽：应当尽快建立医事赔偿保险制度，由社会分担赔偿风险，这种风险保险医院和医务人员应该参加，就诊患者也应该参加，如同乘飞机的旅客买“航空保险”一样。这样，既使病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医院也不会过多增加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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