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事例在全国也不鲜见。卫生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因医疗纠纷引发的冲击医院、干扰医疗秩序的事件逐年上升：2002年全国发生5000多起，2004年8000多起，2006年超过1万起，每年增速高达30%。
 
    　刘道桂说，以前他们处理医患纠纷，一般是先由医院的医务部和对方谈判，再通过卫生系统调解，调解不成就走法律途径解决。但现在，这个老办法不好使了。直接原因就是，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再加上出现了“医闹”这样的“职业人”。现在患方大多是直接采用激烈手段，抱着大闹获得大赔的心理纠缠不休。“我们和患者家属往往谈不到法律处理阶段，院方的意见他们不听。我们聘请律师来谈，他们认为律师只能向着医院一方，不相信律师的任何劝解。”
 
    　于是，当天河区司法局提出在医院设立“和谐医患关系工作室”的想法时，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立即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院领导一致认为这是件好事，但是谁也不了解人民调解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们去参观了司法所，了解了人民调解工作的程序和要求，院领导当场拍板，定下了此事。
 
    　“设立和谐医患关系工作室，引入人民调解模式来解决医患纠纷，这对医院来说是新尝试，至少在双方面对面交谈时有第三方的独立参与，可以缓冲激烈情绪，医院当然愿意尝试这种办法。”刘道桂说。
 
    　对此，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党委书记苗伟也有同感。他对记者说，出现医患纠纷，医院的第一选择是进入法律程序，而患方的第一选择是要求调解，因为他们不懂医学，心里没底，也不相信医疗鉴定或上级卫生部门参与的调解。“由司法行政部门介入医患纠纷，对双方都有好处。”
 
   　 广州某著名医院院长的评价则是“有眼光”，他说，如果司法行政部门介入及时，不仅能公正地为患者提供有效帮助，还能约束挑唆当事人“漫天要价”的行为。
 
　　引入人民调解“柔化”对立情绪
 
   　 那么，作为提出这一设想的天河区司法局，他们又是如何琢磨出这个新点子的呢？天河区司法局局长罗育辉告诉记者，这得益于一份文件。

　　今年5月10日，广州市司法局与市卫生局联合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医患纠纷调解工作的通知》，同时成立了广州市医患纠纷工作指导小组，并选派了一批优秀律师担任多家医院的法律顾问，负责协助开展医患纠纷调处工作。从5月至今，来自市司法局的统计表明，全市已经成功调解医患纠纷54宗。
 
    　通知下发后，罗育辉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医患纠纷中，为什么经常出现患者一方暴力索赔或漫天要价？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患方在协商调解过程中缺乏专业人士的帮助，当他们与医院进行谈判时感到实力悬殊，难以找准自己利益与法律规定的契合点，于是也就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而如果选择行政调解、法院诉讼等方式，又面临着耗时久、程序复杂等问题。
 
    “司法调处人员以和双方无利益关系的独立第三方的身份出现，来为双方搭建平等对话的沟通平台，建立起矛盾双方的‘缓冲区’，‘柔化’对立情绪，把纠纷纳入理性解决问题的渠道，有助于更快更好地化解。”罗育辉说，这正是他们提出设想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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