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获悉，今年9月，在天河区司法局的主持下，共有10家律师事务所的29名律师组成了“天河区调处医患纠纷志愿律师团”，为医患纠纷提供法律处理意见。
 
    　奇效
 
    　患者信任第三方纠纷迎刃而解
 
    　一名患者在某大型医院接受先天性心脏病矫治手术，手术过程顺利，但术后发现有一个出血点，院方极力抢救但仍没有挽回患者生命。病人家属情绪失控，召集数十名男女在病区吵闹，扬言要杀掉医护人员。
 
    　死者家属来自农村，迷信尸体不可解剖，拒绝做医疗事故鉴定，也拒绝提起法律诉讼。而医院的态度是：如果经过医疗鉴定属医疗事故，医院愿承担一切责任，否则对死者家属不合理、不合法要求绝不答应。
 
    　僵持中5天过去了。根据医疗鉴定有关规定，尸检应在7天内进行，如果7天内无法进行医疗鉴定，明确不了责任，也不能为调解提供有力证据，必将导致纠纷更难解决；另一方面，即使通过医疗鉴定，鉴定时间加上调查取证、法院审理，可能要花费一年多时间，高额的各项费用，漫长的时间等待，情绪激动的家属根本不可能接受。
 
    　司法所调处人员站在中立的角度，以人文关怀为出发点，对可能涉及到的法律责任、医患纠纷处理程序和处理结果的可能性进行分析，打消了家属想获得超额赔偿的心理。接触中，死者家属看到介入的第三方的确是在为他们的利益考虑，而且提出了合理的建议，态度发生了转变，由抗拒变为信任。最后，医患双方根据调处人员提出的补偿数额建议，自愿订立了协议书。一场就要激化的纠纷平息了。
 
    　在另外一起医患纠纷中，死者家属召集数十人到医院烧香焚纸，拉挂横幅，要求赔偿。司法行政部门向医患双方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方案、事故赔偿标准以及选择不同方式解决纠纷的利弊，并告知死者家属如何搜集保全证据、查看证照、申请鉴定，在开了6次协调会后，双方最终达成了协议。
 
    　湖南来穗务工的一名患者在治疗中死亡，医院执意要通过法院诉讼解决，而家属则召集近百名同乡围攻医院，属地司法所在调解过程中聘请律师为法律顾问，通过律师的专业解答，医患双方很快达成了共识。
 
    　“从我参与调处的医患纠纷看，患方往往愿意相信司法所，而不相信医院。”广州市越秀区诗书街司法所所长黄珍屏告诉记者，“在听患方倾诉时，有时我也会忍不住流下泪水，但我还是努力劝说患方要理性谈判，直至能够让患方与医院真诚握手，达成双方认可的赔偿协议。”
 
   　 曾经参与调处纠纷的律师符忠认为，在司法行政部门的主持下，律师以志愿者的身份介入医患纠纷，是一种解决医患纠纷的新模式。
 
    　卢坚和钟炜两位律师曾多次参与调解纠纷，二人深有感触地说，其实，医院和患方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打官司，由此出现了一个如何理智解决纠纷或理智索赔的机遇，怎样把握好这个机遇，需要主持调解者把握公正、公平的谈判尺度，并创造平等对话的时机，让双方不失尊严地协商一致，解决争端，这也正是将人民调解制度引入医患纠纷调解的希望所在。
 
    　在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记者随机采访了前来看病的患者。患者吴先生说：“以前病人和医院有了纠纷，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医院投诉，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投诉无门只能闹事，我看过太多这样的场面了。其实，闹事对医院和患者都没好处。相信工作室的成立，会对及时化解医患纠纷起到积极的作用。”
 
    　编后
 
    　在医患纠纷数量上升，矛盾时有激化的背景下，由第三方出面来调解医患纠纷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尝试。
 
    　无利益关系的第三方介入调解，可以做到公正公平、减少双方因纠纷而造成的经济和精力的损失，缓解医患矛盾。而且，这种方法似乎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因为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有“人民调解委员会”，其主要作用就是调解各种民事纠纷。
 
    　当然，如果双方不满意，调解不成，还可以走法律程序，但毕竟在经历了一个“缓冲区”后，矛盾双方就会有所权衡，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