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医院 吴 东
 
　　“格林斯潘先生去世后，我们希望将他的遗体制成木乃伊，放在美联储的门前，这样他就可以继续领导我们前进了。”执掌美联储18年后的格林斯潘功成身退后，他的接任者伯南克开了句这样的玩笑。在格林斯潘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期间，美国经济一派繁荣，同时实现了高增长和低通胀这一在马克思看来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英国女王授予他“爵士”称号，表彰他对西方经济的卓越贡献。“大海航行靠舵手”，几十年里，格林斯潘似乎成了西方经济的领航人，人们对他的崇拜也达到了极点。

　　然而，这一切在2008年戛然而止。金融危机来了。

　　人们发现，格林斯潘长期奉行的低利率政策并没有那么美好。资金链断裂导致整个市场发生恐慌。2008年10月，已经退休3年的格林斯潘出席了国会听证会。美国议员们一路穷追猛打，逼他承认是本轮全球危机的始作俑者。无情的事实再一次证明，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永远被顶礼膜拜。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论自由》中写道：“我们的一些最有根据的信条，并没有可以依靠的保护……假如这挑战不被接受，或者被接受了而试验失败，我们仍然距离确定性很远，不过我们算是尽到了人类理智所允许的最大努力。”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语背后蕴涵着非常浅显的道理：世界上没有永恒的、绝对的真理。一句话，我们永远在路上。

　　认识到科学理论的相对性对于临床医学极为重要。张孝骞教授在《漫谈临床思维》中说：“临床诊断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切忌过于自信、思想僵化、固步自封。”可是，实际工作中很多医生在临床决策时仍有绝对化的倾向。

　　有些医生机械照搬临床指南治疗疾病，而不愿意研究患者个体的特殊性。就目前而言，临床指南多为国外研究的总结，是否适合国内患者尚有疑问。即使是国内的临床研究，反映的也是患者群体的共性，距离临床应用仍有距离。而医生面对的患者总有个体的差异性，如年龄有大小、病情有轻重等。临床试验很难考虑这些具体因素，因此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说，崇尚实证的临床研究反映了医学科学性的一面，那么审慎运用外部证据，充分考虑患者的个体性和主观要求，在临床指南和现实世界之间取得平衡，则是临床医学艺术性的体现。

　　还有些医生盲目崇拜复杂的诊疗技术，而不重视临床基本功的修炼。毫无疑问，新的诊疗技术能够提高医学诊断水平，但它同时又是“双刃剑”，其运用效果完全取决于医生的把握。研究表明，约半数病例通过病史和查体即可获得诊断，而不需要进行额外的检查。盲目滥用诊断技术，不仅增加医疗费用和患者痛苦，还会降低结果的可靠性，从而影响检验的效力。在临床医学实践中，任何时候医生的主体性都是第一位的。医生的经验越是丰富，所开的化验检查就越少。“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是科学的态度。

　　只看到医学的科学性，忽视临床实践的社会性，也是一些医生爱犯的毛病。医者，艺也。临床医学研究和服务的对象，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实际上，患者来医院求医，不仅要求医生解决身体上的病痛，也希望医生能够在心理上给予抚慰和指导。很多年轻医生容易关注检查结果的异常，而忽略患者的心理状态。对于主诉很多但没有具体疾病的患者，常常简单一句“你没病”草草打发。这不仅无法让患者满意，更是背离了临床医学的宗旨。

　　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宣称，一切价值都需要重估。临床医学也需要不断反思。疾病是医生竭尽全力想要战胜的对手，但我们同时知道，就像人拽着自己的头发无法离开地面一样，医学也永远无法穷尽人类自身的所有秘密。临床医学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没有永远可靠的向导，我们唯一可资依赖的，只有乐于奉献的热情、勇于探索的信念，再加上一点敢于质疑的精神，这才是医学不断发展进步的动力和源泉。

　　“从金融危机看医学发展”到本期已连载结束。感谢读者的关注，也感谢作者吴东医生为本版撰文。——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