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 敏

    高镜朗（1892年~1983年）我国著名的儿科医学先驱，儿科医学的一代宗师。

　　1962年5月31日清晨，不少上海市民在上班途中买了带着墨香的《文汇报》。一篇题为《儿童保健事业的一朵鲜花》的报道，吸引了他们的目光：“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路口有一栋新建的白色大楼，这就是新近命名的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一年前，这所医院的小儿内科只有少数几个病房。今天，它已经发展成为拥有200多张病床，包含小儿内科、小儿外科、小儿神经科、小儿传染病科、儿童保健科、小儿眼科、小儿耳鼻喉科、小儿皮肤科、小儿口腔科等一整套专科设置的儿童综合性医院。”

　　这篇报道的下方，刊登着一张黑白照片：一位神情严肃的长者正站在黑板前给一群年轻人授课。照片下还有一行文字说明：“在定期举行的临床疑难病例研讨会上，儿科专家高镜朗教授正在总结发言。”

　　高镜朗教授是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被誉为儿科医学界的一代宗师。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上海市民家庭凡幼童生病，均以请高镜朗先生诊治为上，儿童家长有“经高医师诊治后才可放心”的赞语。当时，国内医学界就有“南高（镜朗）、北诸（福棠）”之说。

　　高镜朗出生于一个塾师家庭，4岁入私塾，6岁丧母，在舅父家放牛5年。族人念其天资聪颖，资助他进入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嘉兴桐乡文艺学堂半工半读：上午读书，下午做木匠。1915年，高镜朗入湖南湘雅医学院攻读西洋医学，192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内科助教。

　　1923年，高镜朗与颜福庆一同创办了国立上海医学院。高镜朗任儿科主任，主持儿科教育，并兼任附属护士学校校长。5年后，他得到了公费赴美留学的机会，在哈佛公共卫生学校及哈佛大学儿科医院进修。在此期间，他先后到纽约肺病研究所、法国巴黎巴斯德研究院、法国杜式道夫传染病院、德国柏林医科大学儿科医院、奥地利维也纳儿童结核病院、瑞士苏黎州儿科医院学习考察。

　　满怀为祖国创建儿科事业的大志，1930年，高镜朗回到了满目疮痍的故乡，开设沪上最早的儿童专科医院——福幼医院。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打碎了高镜朗的梦想。上海沦陷后，他断然拒绝与汪伪合作，宁可关掉自己呕心沥血创办的医院。直到抗战胜利，他才重新挂牌行医。新中国成立后，高镜朗分别于1952 年、1958年参与筹建上海第二医学院和新华医院。1978年，又是在高镜朗的指导下，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成立。

　　在风雨飘摇的动乱年月，已是76岁高龄的高镜朗教授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曾有人检举他：“高镜朗与某某特务关系密切，可能给他电台，以通情报。”如此荒诞的捏造，连当年的红卫兵小将也表示无法相信。直至“文革”结束，扣在他头上长达10多年的“反动学术权威”帽子才得以摘除。平反昭雪的第二年，高镜朗出国探亲，婉拒了子女亲友留他定居国外的要求。回国前他教导子女：“你们是中国人，应该为祖国医学事业发展做贡献。”

　　作为最早研究中西医结合的学者之一，高镜朗的学术成就可谓“著作等身”。其代表作《古代小儿疾病新论》、《儿科小全》、《儿科液体疗法》等，备受儿科同道赞许。他还翻译了《儿童传染病学》、《麻醉学》、《英国药剂》等大量的国外医学专著，发明了从脉搏测验血压、用楝树根和楝树皮取代进口药“山道年”治疗儿童蛔虫病的医术。

　　1983年，高镜朗教授因病仙逝。临终前，他将家藏书籍、专业资料全部捐献给了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同时捐出8万元积蓄设立“高镜朗基金会”，作为培养儿科青年医师的奖励基金。这一年他还捐资创办了《临床儿科杂志》。 

　　在高镜朗先生看来，做儿科医生是最幸福的。他经常说：“儿童是祖国的宝贝，我们的心肝。” 对患儿，他不但有高度的责任心，还将每个患儿视同自己的儿孙。他要求护士一定要关好病房的纱窗，不使患儿被蚊虫叮咬。每当看到患儿将被子踢掉时，他一定会亲手替他们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