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是他的目的”

　　管德林

　　1960年参加高考，我有幸被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录取。在开学典礼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吴阶平教授。他慷慨激昂而又温文尔雅的讲话，展示了他创建“北二医”的满腔热情，让我思绪万千。是的，人生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发现自己的优势和趣味，尊重自己的天分和选择。我将来要像他一样，做个出色的泌尿外科医生。

　　大学二年级，学校组织到京西大台煤矿劳动。我们都穿上工作服，头戴矿灯、安全帽，下到矿井下的掌子面，与矿工们一同劳动。吴院长也和我们在一起。从矿井上来时，吴院长笑着对我们说：“我们外表和煤矿工人没有区别了，我们的品德和他们可能还有差距。”他风趣而幽默的言语，暗示做人要表里如一。

　　晚上，矿方实在安排不出吴院长的住处，就让他和我住在一个房间。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和吴院长住在一起。当时，我们都十分疲乏。洗澡更衣后，很快就躺下了。关灯后，吴院长先开了口：“管德林，累不累?”我说：“不累!”吴院长说：“不累是假的，要说真话!学校让你们来，就是要你们体验一下煤矿工人的生活，将来毕业以后能为他们服务!”我顺口而出的一句话，尽管是一句无关紧要的话，却也受到了吴院长风趣的批评。看来，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要认真考虑，千万不能说假话，这也成为我以后做人的信条。

　　是吴阶平教授的言传身教，把我领上了路。他亲自带我做手术，要求我们做任何手术都要规范化操作，尽量减少创伤。吴老为病人做肾脏手术时倡导经第11肋间入路，从不切除第12肋骨。他说：“病人切除了一个肾脏就够痛苦的了，绝不能再切除一根肋骨。”40多年来，这一点我一直铭记和沿用着，并传授给年轻同道。

　　有一次查房，遇到一个有血尿的病人，我给他做了膀胱镜检查。吴院长仔细看了病历后，问我：“给他插管了?”我说：“是，还做了逆行造影。”“收集肾盂尿没有?找瘤细胞没有?”我的脸一下子红了，低着头说：“没有。”吴院长立刻严肃地说：“做膀胱镜是一项有损伤的检查，事前一定要把应查的项目拟订好，免得病人受第二遍苦。不然，医生自己做一次膀胱镜检查，体验一下，就不会遗漏检查项目了!”这一席话说得我几乎站不住了。我暗暗下决心，一生中绝不再犯这个错误!

　　病房里有两位朝鲜族患儿，因外伤性尿道狭窄在我们科住了几个月。有时，吴院长亲自给他们扩尿道。扩尿道是很痛苦的，吴院长总是先耐心地和他们交谈：“不扩尿道，手术就白做了。不能从尿道排尿，总带着膀胱造瘘管多痛苦啊!”慢慢地，患儿开始自觉地要求配合治疗，而吴院长动作娴熟，很快就完成了操作。吴院长常说：“医生面对的患者不仅仅是生物学的人，更是社会学的人。”

　　在每一例手术前，吴院长都认真阅读X线片，三查五对手术应该做的部位，以最小的损伤设计手术切口等。这些原则和理念至今都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甚至连他持手术刀、手术钳的姿势我都终生难忘。吴院长要求我们做手术必须向老前辈学习，要根植传统、返璞归真。如尿道下裂的Denis Brown修补术，膀胱阴道瘘的O’Conor修补术，尿路改道的Bricker手术和Smith Boyce肾实质切开取石术等，要首先知道这些手术的适应症、禁忌症，并严格遵照手术的标准方法执行。“没有积累一定的经验，绝不能在病人身上练手。”吴院长说。

　　遇到患肾上腺疾病的患者，吴院长均要认真地研究。手术中，吴院长对病理检查非常重视。肾上腺探查，必须做冰冻切片，每一例手术后都要核对病理报告。吴院长曾对我说：“以前，有一位诊断为肾上腺嗜铬细胞瘤的病人，手术时并未发现嗜铬细胞瘤，而在手术后病理检查中证实为肾上腺髓质增生。”面对这一罕见病例，吴院长认真思考，绝不轻易放过。一旦遇到手术中未找到嗜铬细胞瘤，而冰冻切片提示肾上腺髓质增生时，则采取切除一侧肾上腺和刮除另一侧肾上腺髓质的方式。手术之后，病人得到恢复，原来多次出现的高血压危象也不再出现。吴院长就这样一例一例地观察、随访，尽管大多数病人是在“文革”中收集的，条件之艰苦可以想象，但通过临床实践，吴院长越发感到肾上腺髓质增生这个疾病确实存在。他先后用中文和英文发表文章，提出了肾上腺髓质增生这一新的独立疾病的概念，后来被美国泌尿外科年鉴收录，并在国际上首先报告。

　　吴院长曾对我说：“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把从土里挖出来的士兵接上管子，用水来洗血，治疗无尿。”后来，他让我到急诊室调查一下尿毒症发病的情况。“文革”前，我就每天晚上去急诊室了解每天收治尿毒症患者的人数，发现每周平均有两位尿毒症患者在这里死亡。不久，北京友谊医院不惜巨资从法国进口了一台滚筒式人工肾，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在吴院长领导下，我们开始了中国第一次正规的血液透析治疗。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在中国从事动静脉瘘的工作，一干就是45年。

　　在国外的一天，我看到一家教会医院门前有一个石板，上面写着一行阿拉伯字。我看不懂，一位行人告诉我，上面写的是：“行医不是谋生手段，救人是他的目的。”现在，我借此缅怀吴院长。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要永远像吴院长那样学习、实践、思考，走自己的路。(作者为北京大学吴阶平泌尿外科医学中心教授)

　　“无我”境界

　　马腾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吴老提出了肾上腺髓质增生这一新概念，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实际上这一新问题的提出，是他多年实践、认真观察、深入研究的必然结果。

　　记得1963年，我们到沈阳参加全国泌尿外科学术会议审稿会时，某一天，吴院士笑着对我说：“在你阅读专业文献时，发现过肾上腺髓质增生这一新的提法吗?”当时在我的印象中确实没有这一概念，我却回答说：“似乎有点印象。”他说：“你答得太抽象了，科学的东西，是就是‘是’，有就是‘有’。你应当再仔细查查文献，要有明确的判断。”这一席谈话虽短，但他的诚恳批评和科学态度，使我受益甚深。回到天津后，我立即查找了那时能够找到的所有相关文献，确实找不到这一新的提法。吴老对于医学新事物的敏锐观察与执著探索令我深感敬佩。

　　1976年，我们编写《黄家驷外科学》。其中的“泌尿外科”篇在天津定稿时，吴老对我编写的“急性肾功能衰竭”一章的内容提出意见：“材料收集得还充分，写得条理也算清晰，但有些概念不明确，对读者有误导作用。”他还指出，“急性肾功能衰竭”是指肾前性肾小管坏死的特定病变及其引起的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及临床表现，不能把肾实质性(肾性)或肾后性原因引起的肾功能衰竭与之混为一谈，在病因学分类上传统的肾前性、肾性、肾后性的概念不完整、不明确，并对我写的这一章作了原则性的修改。这不但使我在认识上有了提高，而且也没有为了照顾我的面子而使读者受损。

　　“文革”时期，一次我与吴老及其他几位医师在解放军总医院会诊一个男学生(15～20岁之间)。他反复出现血尿，在很多医院诊治过。会诊后，吴老认为病变在一侧肾脏，是良性病变，可以做部分切除。当时，知识分子的处境非常尴尬，未受到直接冲击的都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保守思想。吴老能够明确提出这样的治疗方案，实在是其“无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的真实体现。记得我的想法是“病变不能十分肯定，治疗上应当慎重”。因为按当时的情况，治疗稍有失误，后果就会不堪设想。但吴老不计个人得失，亲自为病人做了手术，并取得了圆满成功。(作者为天津市泌尿外科研究所原所长)

　　“吴老师，谢谢您”

　　魏有仁

　　岁月匆匆。自我在大学第一次聆听吴阶平教授的授课，迄今已整整50载，当年吴老师在第10教室讲台上的形象仍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当时在北医，有几位教授的课特别有名气，吴老师的课就是其中令人难忘的。他讲课的特点是启发式教育，思路清晰，富于逻辑性，不但授业解惑，还启发你科学的临床思维能力。记得讲到肾结核一课时，提到“一侧肾结核，对侧肾积水”这一重要概念。他一手举着X线片，从诊断思路到检查方法，层层推理，结合他丰富的临床经验，讲得生动易懂，引人入胜。

　　后来我进入临床实习，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病房巡诊时，吴老师总要向周围的医生提问。有一次，他问病人的尿检查了没有，一位医生说护士已留尿送化验室了。吴老师问：“你自己看了吗?”那位医生小声说：“没有。”吴老师说：“这位病人有可能发生血尿，你应当观察一下排尿过程和尿的外观再送化验室，这是第一手资料。”这让我深受教益，在以后的工作中特别注意观察病情，有时还要到化验室亲眼看一下结果。

　　吴老师常说的一句话是“做科学上的有心人”。他常常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在做同样的工作，面对同样的病人、同样的现象。但有的人熟视无睹，而有的人就能有所发现。关键在你自己。”吴老师的医学生涯，就是做“有心人”的好榜样。

　　我从北医毕业后留校做住院医师，和吴老师同在大外科教研组。后来他出任北医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时，我曾做过院长助理，有机会从另一侧面了解他的为人行事。作为医生，他十分关心病人，视患者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平时为人宽厚，性格温和，但遇到工作中违背病人利益的事，他就不能容忍，会生气甚至发火。作为名医，他经常收到许多群众来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百姓写的，有些问题也较琐碎，但他都一一认真作复。有时，我看他太忙，想替他答复一些简单的问题，但他坚持要亲自回信，而且从不拖延。

　　吴老师有良好的工作作风，从没有那种浮在上面的“官”气。记得当时建了一个院长巡视制度，院长每周要带着管理层一班人下到一个科室开现场会，了解问题，和基层人员交谈，有什么问题及时解决，效率很高。我时常跟着吴院长下科室，有一件小事至今还记得。

　　那次去供应科，在现场了解情况后，吴院长询问身旁的一位护士：“为什么煮沸消毒医疗器械时要加碳酸氢钠?”这位护士一时语塞。他和蔼地告诉她：“那是为了提高沸点。”这件事虽小，给我印象却很深：这样一位大学者却不忽视细小的基本问题，还循循善诱去帮助基层工作人员，没有一点架子。

　　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陷入逆境。在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巨大压力下，大多数往日的熟人都不敢接近我，我也尽量远离他们，以免给人带来麻烦。那天，我走在去协和医院图书院的路上，从身后开来一辆小轿车，停在我身旁，然后传来一声非常熟悉的呼唤：“老魏!”我不禁一怔，原来是久未见面的吴老师从车窗探出头来跟我打招呼。他笑着点点头，车开走了。我注视着远去的车，心中久久不能平静。转眼几十年了，当时的情景恍如昨日，那一声呼唤使我难以忘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这番感触只能藏在心底，怕说出来会给老师惹来麻烦。如今，我想大声地说一声：“吴老师，谢谢您!”(作者为中日友好医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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