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冲突不断，往往是旧闻未去新闻又来。不过，我们还是希望类似于北京同仁医院咽喉科徐文主任被患者砍十几刀的事件就是最后一桩。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事件被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思考，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后果?

　　现代医疗越来越专业，对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普通患者不可能懂得对自己疾病进行治疗，因此，在医疗市场，单个普通患者不可能像普通市场的消费者那样对供方进行监督、制衡，而是必须更多地依赖其它专业机构去监督医生。在国外，履行这种监督责任的机构主要是政府的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和医疗保险机构。特别是竞争性的医疗保险机构，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一方面服务好投保人，吸引他们投保，另一方面必须监督医生，防止他们花费过多。

　　但在我国，这两类组织的监督功能都遭到了弱化。拥有我国绝大多数医疗资源的公立医院基本上都直接归医疗卫生管理部门所有，既然他们本来就是一家人，自己人监督自己人，当然是很难得力的;我国社会性医疗保险非常落后，而基础医疗保险由政府独家承办，缺乏竞争，也没有多少动力履行监督责任。也就是说，在我国医疗领域，医生存在着知识垄断。如果说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垄断色彩还不算特别明显是因为政治表现和道德清白对他们还有强大约束力的话，那么进入商品经济时代，这种垄断就必然会造成对患者的伤害，如果不加以约束，将导致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

　　我国医疗收费由政府管制，且以追求“公益”的名义定得很低。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基本上所有的资源都必须要依靠货币才能获得，为了生存，就必然迫使医生和医院要从别处多收费，也就是常说的“以药养医”。从表面上看，“以药养医”只不过是左右手的游戏，药费填补了少收费的缺口，可实际上，价格决定着供需，医疗收费低了，就没有人愿意多提供医疗服务，而药价很高，就很愿意卖药，最后必然是人们往往得不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反而成了药品过度营销的受害者。

　　在以上两者的相互作用下，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度降到极低，必然想极力抓住品牌这根救命稻草，结果导致大医院挤满患者，小医院却门可罗雀。再加上公立医院不但存在着像国有企业那样的所有者虚位，还以“公益”的名义不愿追求利润最大化，进一步削弱了所有者管理的意愿，为内部人控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结果，效益好的大医院不愿意用赚来的钱扩大规模、服务更多的人，造成优质资源的加剧稀缺。后果就是，在大医院服务的医生更加傲慢，而小医院又因效益不佳吸引不来高素质的医生。这两者都进一步伤害了患者对医生的信任。

　　最后，媒体在医患冲突中也没有起到平息事态的作用，反而经常戴着“道德家”的面具盲目指责，而完全缺乏中肯分析事理的能力。在患者权益受到侵害之时，同情弱者、为弱者说话是新闻的良心，但不顾医生首先是一个普通人而要求他们有求必应，同样是缺乏媒体专业精神的表现。正如一篇文章所言，一些疑难杂症有可能面临的情况是“偶尔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这还需要被更多的人理解，我们的“医者父母心”也需要社会呵护。

　　总之，我们在处理医患关系的时候不能一味指责，仅将责任推到某一个人身上，或者简单地以道德为借口而忽视了制度方面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