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患者间的温情点滴

　　除了关注自己的同事，孙宁东的镜头，也投向患者。

　　一组名为《爱心老人》的照片，记录下来自河南农村的王新民大爷在医院的生活。

　　2010年5月，年过七旬的王新民因胃癌住进空军医院。起初，他对自己的疾病有很多担忧。孙宁东指着自己的伤口，安慰道：“我得过肝癌，这种癌号称‘癌中之王’，您那个，级别最多只算个‘营长’，我都挺过来了，您怕什么呢?”

　　成功实施手术后，王大爷回了老家。过了两个月，神采奕奕的他重新回到空军医院。在感谢孙宁东后，他又回到原来的病房——住院期间，王大爷和他的同室病友，也是一位癌症患者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想鼓励自己的那位老弟，也坚强地战胜病魔。

　　孙宁东当然没有忘记捕捉这温情一刻：一双健康的手和一双蜡黄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仿佛在传递生命的能量。

　　通过影像让更多人尊重理解医生

　　近些年来，让孙宁东感到困惑的一点是，医院里所有医生的子女，几乎没有一个学医的。

　　1999年，女儿填高考志愿时，坚决不报考医学专业，理由是，看到爸爸“太累”;而最近，孙宁东问他隔壁科室的同事，会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学医?这位同事一口回绝了，“当医生没有安全感!”

　　孙宁东说，据他所知，去年，在广东省范围内，医生死于患者之手的恶性事件就有三起。医院里的医患纠纷，也曾与他近在咫尺，一言不合，医患双方爆发口角甚至肢体冲突。

　　酷爱拍照的孙宁东，怎么都不愿意记录下这些“精彩”场面。

　　在医院里，他是出了名的“好脾气”，从医几十年来，他与任何患者都相处融洽，连口角都没有。但弥漫在同行之中的不安全感与无力感，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

　　过去，他用相机记录下病人的体征数据，为的是替病人存档;现在，孙宁东发现，这些数据也有可能成为“证据”，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我身边有医生遇到过，病人在医院说得好好的，后来突然‘倒打一耙’”。

　　有人问孙宁东，被确诊为肝癌的那刻，他是否惧怕死亡。孙宁东回答：“既然选择了医生，就是选择了奉献，你的生命就是和病人的生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即便有一天你不在这个世界上，你的生命也会在你的病人身上得以延续。”

　　而现在，对生命乐天达观的他也希望，“给医生一个宽松的环境，不让他们在拯救病人生命的同时，自己冒着搭上生命的风险”。

　　医生这个职业，曾带给他尊严，而今的医患关系，却让他多少感到一丝无奈。他只是比从前，更停不下手中的快门。他说，要疏解目前在某种程度上已剑拔弩张的医患关系，关键在于医患双方的相互沟通与理解。以影像记录与传递，就是他的方式。

　　“我不想过多地去赞赏我的同事，我只想通过我的作品，让更多的人理解他们、尊重他们、给予他们生命的权利和尊严;医患关系本身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目的，拯救生灵，治病救人，希望我的作品能使我们的医患关系更加和谐、更加亲密、彼此成为朋友。”孙宁东说，这是他透过自己的镜头，最想展现的。

　　记者手记

　　相信迷雾终将散去

　　4月12日，凌晨5点18分，天色微亮。我加入协和医院挂号长龙的时间，比翁习生3月26日排队体验的时间早一些，我的体验感悟，却和他大抵相似。

　　我们都遇见了许多比我们来得更早的患者，也遇到了在长龙中来回穿梭的、卖号的、卖报的、卖马扎的人。

　　一位阿姨掂量了一下小贩手中的马扎，砍价：“去年才8块一个，今年怎么涨成10块了?”一对夫妇为了看上专家号，半信半疑地和号贩子走了。

　　和翁习生一样，我也清楚：即使此刻都身处等待的队伍，患者身体的病痛、焦灼与忐忑共生的期待，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感同身受。

　　6点21分，我赶上“末班车”，成为第一批得以进入挂号大厅的人群。

　　一个小伙子在窗口大声嚷起来：“我已经排在够前边的了，难道前面的人全都看妇科吗?”保安把他从等待的队伍跟前劝出来，和他耳语几句后，他离开挂号大厅，脸上余怒未消。

　　6点38分，我排到挂号窗口前。试着询问一下：消化内科、妇科、免疫内科等热门科室，都排不上了，连普通医生的号都没有。

　　一些已经“挂”出了经验的患者教我，要想挂上难挂的号，有一种方式，是到医院广场上找工作人员登记，排明天的号。这可以大大增加成功几率，但缺点显而易见：当天晚上十点前，必须回到广场“待命”，工作人员会不定时“点名”，被点到的，将能先于其他人挂号。但一旦错过了，预登记就作废。

　　这意味着，你要耗费一天一夜，特别是一个“严防死守”的夜晚，才能挂上号。

　　的确只有重复患者就医的轨迹，才能真正感受到他们的不易。

　　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医生的步履维艰。

　　我很难想象，“急诊科女超人”于莺是如何写出那些鲜活生动的微博的。协和急诊室里，焦躁、病痛，甚至伤逝，每天在这里交织;我也很难想象，两次向挂号难大刀阔斧“开刀”的翁习生，在听说自己的一个“专家号”在号贩子手里被炒出高价时，是怎样的心情。

　　在又有医生被恶性伤害的背景下，我找不到一丝新闻兴奋，更遑论一些医生，已视媒体如“洪水猛兽”。一位外科医生说：“一条报道用‘六成人对哈医大血案感到高兴’作为标题，这不是加剧医患关系紧张吗?”

　　翁习生说，他现在，真如网络语言所说，“压力山大”。他也会害怕，但知道，若患者的刀真向自己挥舞，他注定“防不胜防”。

　　无论是采访于莺，抑或翁习生，抑或广州空军医院的医生兼摄影师孙宁东，谈到如何缓解医患关系，他们说得最多的，都是“沟通和理解”。

　　于他们而言，写微博、发联谊卡、以影像记录和传达，都是在向患者袒露心声。他们没有放弃，并且相信，迷雾终将散去。

　　此刻，回溯协和的“做一天患者”体验，既像是给凶手，以及那些对恶性事件感到“高兴”的人们一记温柔的耳光，又像是一句虽然轻，却发人深省的呼唤。但愿有一天，不再“就医难”;也但愿，有着一颗“父母心”的医者，能够不再心寒。

　　在协和医院的广场上，一对北京本地的老夫妇让我印象深刻。为了帮着从河北保定前来，患上间质性肺炎的弟弟挂专家号，全家一共出动了三个人。他们乘最早一班公车前来，两人排普通号，一人排特需号，连排了两天，还是落空了。

　　最后，他们抱着碰运气的想法，直接找到呼吸内科那位姓徐的专家，说明自己的难处。徐医生二话不说，就帮他们加了号。当天下午，病人已作完检验。

　　“医生真好!”这位姓赵的大爷并没有埋怨。老伴则在一边搭腔：“实习生小伙子也不容易，看他们连口水都顾不上喝，上个厕所还要小跑。”

　　——这就是将心比心后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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