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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只要医患间信息不对称，金钱贿赂难避免。
朱桓不希望，每做一步治疗，都要医生签字，患者再签字，医患间防范到这地步。
“现在把你的命拿出来，拍在桌上，我帮你赌，你赌不赌?”他这么说，“病人应该与医生站一块同疾病博弈，如果预设了立场是来买服务，那对不起，有些服务我不卖。”
朱桓见过磕头下跪的病人，他坚持，这是农夫与蛇的故事。“跪得下去的病人，回头也会来告你，因为他把尊严看得比性命更低。”
对这类病人，朱桓会避免做危险性的操作，这是他的自我保护。
朱桓说，自己所在的医院多少有些精神家园性质，但这并不能代表整个医疗环境。他所在科室，没有回扣，没有红包，用药与治疗都按规范来。多数医生也不会讨论房子与股票，大家都有情怀，守着念想。
至于过度检查，他解释，一些医生怕担责任，就多开检查。“检查开多了，至多说他水平不够，学医不精，但把一个肿瘤病人放走了，他就是误诊。”
朱桓说，他并不排除确实有差劲的医生在其中牟利。比如，民营医院买了设备，就去大医院的门诊给大夫递名片，塞回扣，说：我这儿机器闲着。
“往好了说，这是医疗资源的再分配。”但朱恒认为，只要医患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金钱诱惑仍存在，这些暗处不可避免。他也指出，在一些国家，如果大夫多开检查，市场机制能约束他，保险公司会要求其缴纳更多的保金。
7.医疗风险大，医生不好当，部分父母后悔让子女考取医科。
多数人在选择学医时都是高中生，没有形成价值观，父母都说干这行能挣大钱，但后来发觉是假的。
“如果哪一天，物质匮乏或安全缺失所带来的折磨，超过了临床带来的精神享受，我会离开。”朱桓如是说。
黄文(化名)在行医两年后，最终选择了给自己松绑。之前，他在某省会城市的一间三甲医院任住院医生。
黄文记得，硕士实习时，尚且轻松。到了轮转期，他要独当一面值夜班，一个病区，整晚上只有一名护士和一名医生看护。遇到问题不会处理，或者无法独立处理时，他可以给总值班打电话，电话咨询仍不能解决的，总值班会跑过来。通常，总值班是低年资的主治医生。
轮转期的第2个月，黄文在白天独立处置了一次死亡。他说，做医生都有胆量，不怕面对死者，就怕家属闹。“病患死了，我们在道义上会难过，刚参加工作的小医生都有这感觉，一个照顾了10来天的病人死了，心里会失落。”
有一回，黄文参与一台心脏介入手术，出现了并发症，但患者没有死亡。“每个病人的体质不同，解剖结构也不一致，我刚参加工作，见过的病例少，拿以往的经验去应对，就发生了问题。”
“幸好抢救成功，也没落下后遗症。”黄文说，术前的知情同意书就并发症作过说明，家属也签字了，但一旦留有后遗症，哪怕家属签过字，也会来讨说法。
这事对黄文打击颇大。他说，大部分医生在手术出现并发症后会“封刀”——暂时歇一歇，个别医生还会去庙里烧香。
8.各种压力下，有医生选择离开。
黄文学医7年，迈入了三甲医院，似乎是前途光明，但在那时，他深感有压力。他说，每个上进医生的头上，都悬着“SCI论文”之剑。
大型医院一般定了规则：医生升任主治，或是申请课题，获取经费，首先要在SCI索引收录的杂志上发表论文。
“你就要去做动物实验，用英文写文章，把业余时间都耗在里边。”黄文说，他明白沿袭这条路走下去，外科医生成为主刀，或许能带来灰色收入;内科医生成名以后，则有学术地位和社会声誉。
“这些，都要经历异常艰辛的努力，熬很长时间。”黄文说，他希望在短时期内就可以活得开心，小医生阶段非常难熬。
况且，黄文所在的科室，一些病人在手术后出现并发症，或是发生了难以预料的情况时，会死亡。
他说，这其中就有潜规则：“院方认为可能产生纠纷的病历，多数被修饰过。”
“科主任判断，某份病历会被牵连进官司，就吩咐小医生重写，要求措辞得体，语言严谨，把漏洞都堵掉。有的操作，医生做了，但没写进病历，就要补上。写完了几个医生轮流看，确准了没问题才誊写一遍。”
黄文听过老医生讲叙，在以往医患关系不太紧张的时期，一台阑尾手术，病历上可能只写一行字：剖腹，探查，切阑尾，缝皮。现在的医生则要写：仔细地一层层分离，没有见到出血，按照步骤将阑尾弄出，一步步地探查。
“看到这里有脓，那里没脓，但是阑尾感染了，怎么切的，写得很细致，就怕以后打官司。”黄文说。
压力就这样交汇在了一起。工作第一年时，有药企同他接触，“面对收入翻番的机会，肯定心动。”但黄的父母不同意。
“一步一步，外面有诱惑了就会想一想。”某年的春节，黄文在医院急诊间度过，那时候，又动了离开的念头。
这年下半年，黄文以个人原因为由，离职去了一家医疗企业。
采访的尾声，他坐在写字楼裙房里的咖啡厅内，以舒缓的语速告诉记者：“在企业，不需要值夜班，不需要写SCI论文，也没有医患纠纷，自己会觉得社会地位降低了，但心态能调整过来。”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