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潍坊的刘淑芳给本报打来电话：“5年前我患上严重眼角膜溃疡，医生说只有换眼角膜才能保住眼睛。你们能帮我吗? ”接到电话，记者联系了市红会、青岛眼科医院却了解到一个令人纠结的现实情况：从2007年我市第一次实现眼角膜捐献至今，整4年只有30只捐献的眼角膜让患者重获光明。而如今每天都有二百多眼疾患者在眼科医院“排队”等待移植眼角膜。另一方面，虽然4年间我市有1500多人签订了遗体捐献，但传统观念让眼角膜捐献依然困难重重。

　　失明少女难见到光明两百多人苦等眼角膜

　　昨天，记者来到青岛眼科医院，将刘淑芳的情况咨询眼科医院王主任时，对方无奈地说：“估计近一两年内是不太可能换上眼角膜了。没办法，要求移植的患者太多，而实际真正能捐献的人却少之又少。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19岁的胶州女孩刘萍(化名)。她3岁双眼失明，如果能有一对新鲜的眼角膜，这个16年都在黑暗中摸索的花季少女也许就能重见光明。刘萍的父母告诉记者，他们带着女儿去了全国很多家医院，移植眼角膜至少要等2年。

　　市红十字会具体负责眼角膜捐献的工作人员张少琴介绍，4年里，只有17人实现了眼角膜捐献。其中，还有2双眼角膜无法使用。很多患者觉得希望渺茫干脆放弃移植。

　　眼球上曾扎过两千针首名受益者获得新生

　　2006年12月，在青岛打工的31岁河南濮阳人杨占奇在车祸中丧生，他的弟弟代哥哥拨通了市红会的电话，要捐献出眼角膜。杨占奇成为我市第一个实现捐献眼角膜的人。来自辽宁本溪的时会基成为受益人。昨天记者电话连线远在本溪的时会基。

　　“青岛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占奇兄弟让我重获光明!”时会基在电话中激动地说：“如果没有占奇的眼角膜，我很有可能早已被病魔折磨得崩溃了。只要一发病就需要往眼球上打针。没移植前我眼球上扎了2000多针!痛不欲生。自从移植了占奇兄弟的眼角膜之后，我的眼睛就好了!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更多的人能够志愿捐献眼角膜。”时会基告诉记者，如今他已经动员亲戚朋友们都加入到眼角膜捐献志愿者的行列中来。

　　取眼角膜曾经被围攻捐赠因家属反对泡汤

　　“捐赠少的最突出问题还是人们的观念。在大多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人去世后要保持完整。 ”市红十字会负责遗体捐献的工作人员张少琴说：“在签订遗体捐献协议时，我们都要征求家人的同意。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还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捐赠者同意了，但在遗体捐献志愿者去世后，家属坚决不同意。我国还没有全国范围的器官移植法律，医生即使手持捐献协议，但只要家属反对，就不能去摘取死者的眼角膜。 ”

　　遗体和器官捐献要过 “情感关”更要过“观念关”。去年，记者就曾经遇到一次让人无奈的半途夭折的眼角膜捐献。当时，潍坊的一位毕先生主动联系市红十字会想为母亲实现捐献眼角膜的遗愿。结果记者和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及眼科医院的专家赶赴潍坊取眼角膜时，车到半路却被接二连三的“毁约”电话堵了回来。原来，在得知青岛方面要有人来 “取母亲眼睛”，母亲娘家的一些亲戚和村里乡亲把毕先生家团团围住，怒骂他和父亲卖器官，骂毕先生母亲尸骨未寒就要挖她眼睛。在家人的重大压力下，他不得不放弃替母捐献眼角膜的“约定”。眼科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他们在去捐赠者家中取眼角膜的时候，甚至还被村民围攻过。

　　此外，很多捐献志愿者“失踪”也是一个原因。记者随机对一些志愿者进行电话访问，可是发现有一些人因家庭住址、工作变更等原因，已经无法联系上了。还有一些志愿者虽然签订了捐赠书，但是突发疾病去世，而家人也不知捐赠的事情，因此也无法实现眼角膜捐赠。 记者 田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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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是国内开展遗体捐献工作较早的城市，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名列前茅。不久前，我市还成立了山东青岛红十字生命奉献展厅。青岛市遗体捐献者实现捐献后，捐献者家属可在位于青岛大学医学院解剖教研室的红十字生命奉献厅内为捐献者免费举行告别仪式。市遗体捐献志愿者之友办公室也已成立，每周六将由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办公室内对外办理遗体 (角膜)捐献登记手续，并接受社会各界人士到市红十字生命奉献展厅参观，同时接受已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者信息有变更、协议损坏等手续补办事宜。市民想捐献自己的遗体(角膜)可拨打市红十字会电话85716553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