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见病人都是一次考试。”6月8日8时50分，83岁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屠规益教授看了看表，抱歉地中断了采访，急匆匆赶往门诊。当医生58年来，他已经在这个“考场”接受了几万次考试。

　　■“我常常遗憾，在病人面前感到无能”

　　候诊区坐着来自天南海北的疑难病人，等候屠规益的一纸诊断。

　　一个精瘦的小伙子走进了诊室，屠规益注意到，小伙子的半边脸歪了。22岁的小伙子从去年10月开始脖子一直疼，后来长了个包，去医院做活检后确诊是腮腺癌。

　　小伙子小心翼翼地拿出包好的病理切片。屠规益先是仔细研究切片，然后又打开阅片灯，看着一张张检查报告，眉头皱了起来。他站起身，用他那双曾拯救过无数生命的手仔细为小伙子检查。不好，肿瘤已经堵塞了右耳。小伙子也说，近些天，右耳听不清了。

　　“你在这里等一会儿，我上楼一趟。”屠规益对小伙子说。

　　小伙子不知道，这位83岁的老大夫，拎着片子，直奔楼上，找到自己的老朋友欧阳汉。“这个病人我怀疑肿瘤已经转移到肺了，你帮我再看看。”屠规益经常为病人的事来“麻烦”欧阳汉，“影像学他比我更专业。”屠规益说，医生对病情的判断不能满足于“八九不离十”，而应该争取“一点差错也不犯”，医生多走几步路，病人就能省掉很多奔波，也能得到更准确的诊断。欧阳汉证实了屠规益的判断。

　　下楼梯时，屠规益叹了一口气，肺转移意味着小伙子已经没有手术机会了。

　　回到诊室，屠规益说：“你家属没来，我只能跟你实话实说，你这个病要一下子全治好不太可能，我把你转到内科去，让内科医生给你出一个化疗方案，你拿着这个方案回广州化疗，一个疗程下来可能要花十几万元，在北京你没法报销，费用太高了。”

　　小伙子离开诊室后，记者问，他余下来的生命是不是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屠规益点了点头：“医学还有太多未知领域需要探索，我虽然是一个老大夫，但常常在这样的病人面前深感无能、沉重，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的?”

　　■“不仅要让病人活着，还要让病人活得好”

　　在他的学生、该院头颈外科副主任刘绍严看来，老师的一生有太多值得骄傲的事情。

　　屠规益很早就意识到，头颈肿瘤外科医生是在病人的头面部舞动柳叶尖刀，不仅要让肿瘤“断根”，还要尽可能兼顾病人的容貌，尽量保全患病器官，不仅要让病人活着，还要让病人活得好。

　　上个世纪60年代，对于晚期喉癌病人通常都是进行喉全切除，术后病人不能说话。有一次，屠规益蹬着自行车去一个术后病人家家访，看到病人缩在门后的一个犄角旮旯里，目光呆滞，头也不抬一下。他自责不已：“虽然我救了他的命，但他的生活质量很差，这不是医学的最终目的!”不久后，一位做过喉全切除的喉癌病人，因不堪忍受有口难言的痛苦，跳楼自杀了。“深受刺激”的屠规益开始钻研，改全切为部分喉切除，为的是让喉癌病人术后能说话。

　　1963年，屠规益尝试了国内第一例喉的声门上部分切除手术，手术成功了，保留了部分喉的病人能说话了。屠规益继续扩大战果，为晚期喉癌病人进行3/4喉切除。病人存活了，可以像往常一样说话。

　　但是，屠规益没有就此满足。他知道国外已经有无喉病人俱乐部了。他反复对科里医生说：“你有本事把病人的喉切掉，就应该有本事让他们重新说话，这是医生的责任。”在他的推动下，肿瘤医院在国内率先开办无喉病人食管发音训练班，迄今已坚持20年，九成喉全切除病人，通过为期1个月的训练可以重获新“声”。

　　58年来，屠规益的创新之路从未停歇。他发现在中耳癌的治疗中，应用乳突引流手术，再加上放射治疗，不仅可以根治，还减少了病人的手术创伤。而在晚期上颌窦癌治疗中，如果采取术前放疗，则能够帮助病人保留眼球。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做喉裂开声带切除时，他尝试打破常规，不作气管切开，这样可以减轻病人术后带管的痛苦。手术当晚，年过六旬的屠规益硬是在病人床旁守了一夜，观察病人的呼吸是否通畅，防止出现意外。

　　屠规益把这些创新全部归结于病人“逼”出来的，是为了让病人活得更好。(下转第3版)(上接第1版)

　　■“要么写文章，要么毁灭”

　　采访时，屠规益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一行英文字“publish or perish”(要么写文章，要么毁灭)，这是美国学术界最流行的一个说法。

　　58年来，屠规益发表的文章仅目录就有厚厚的7页，这其中凝聚了他对头颈外科发展方向和医学伦理学的思考。他还时时督促学生抓紧写文章，他认为，写文章是一个读书、思考、总结和提高的过程，再忙也要挤出时间。

　　头颈肿瘤外科主任徐震纲说，自己年轻时经常被屠老“逼”着写文章。“他带着我去病案室收集材料，帮我分析文章的脉络。经他一遍遍的修改，投出去的文章刊用率特别高。”

　　屠老注重细节。刘绍严回忆说，当年老师带自己上手术台时，“就连如何关闭皮肤伤口才能使手术后瘢痕最小，如何包扎伤口才能使病人的痛苦最轻，甚至连如何更换喉垫，他都亲自教给我”。有些住院医生厌烦日常为病人换药，处理上有些敷衍。屠规益跟他们说：“你们换100次药，可能只有5次有收获，但不换这100次，谁能告诉你这5次的经验呢。自己不亲自动手，是难以体会提高的。”

　　徐震纲说，老师在海量阅读中，但凡发现新的学术思想、新的术式，就会赶紧告诉学生，让他们开始探索，他是“追求学术而不图名利的人”。屠规益在下咽癌手术中，探索先放疗，使肿瘤缩小，在手术时为病人保留喉部，5年生存率也比单纯手术提高了近一倍。这一成果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按说他应该署名第一，但他却把自己的名字署在了学生的后面。

　　2000年，屠规益正式“封刀”，把手术台的主角让给了学生，但是遇到难度大的手术，他会陪在学生身旁。刘绍严说：“老师有下肢静脉曲张病，即使连续站立几个小时，他依然会坚持到我缝完最后一针，并亲眼看我把伤口包扎好后才离开手术室。有他在，我们很踏实。”

　　进入耄耋之年，屠规益最着急的是尽快培养一批年轻大夫。2010年，屠规益跟徐震纲提到，自己想拿出积蓄，建立头颈肿瘤学人才培养及科研基金，送年轻医生去美国培训。徐震纲觉得这个主意很好，于是两人分别拿出50万元，一位老病人闻讯后也捐出10万元。经过全国“海选”，来自北京、上海、西安和辽宁的4位年轻医生脱颖而出，被送往美国肿瘤医院接受半年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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