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荣：刚才这位记者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处理好医患关系是我们全社会都很关心的问题，对于治疗好病人，特别是为病人服务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也极力在研究和寻找对策，怎么样解决医患矛盾问题。我们分了一下类，发现出现医患纠纷、医患矛盾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有社会的闲杂人员以“医闹”为职业的一小部分人参与，把本身是正常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有些是治疗疾病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有“医闹”的存在，把事情闹大，造成严重的医患关系甚至是群体性事件。这是一类。

　　第二类，有些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对于医疗行业不太理解，总是认为你治疗疾病没有达到他所想象的治疗效果。我们目前的医学是不能穷尽的，不能解决所以的疑难杂症。如果治疗不好，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就认为是医方的问题，就要索赔或者这样那样的。

　　第三类，医方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主观上是想把病人治好，但是目前我们的医疗水平或者他本人的医疗技术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医疗上的失误，这在主观上是好的，但是产生的客观的效果不是很好，这样就产生医疗纠纷。

　　第四类，有少数人责任心不强，或者利益上的追求，造成的医患纠纷。

　　我们做了研究，主要是这四种情况。针对这四种情况，我想解决纠纷应该是有所不同的：以谋取索赔为目的的“医闹”是应该打击的，应该由公安和司法部门来研究对策对他们进行打击;患者认为医生或者医方没有达到他的要求，要求索赔的，或者医务人员从主观上想治好，或者技术水平不行，或者当前的医疗条件达不到要求，这一类的纠纷，以前是主管行政部门参与解决，但是效果不好，患方总认为行政管理部门或者以医院方来解决的，是站在了医疗方。所以，我们现在是探索第三方仲裁机制，第三方包括有学法律的、学医的、学社会学的，一起来参与，形成第三方调解机制，第三方的仲裁调解机构，这样的话，他站在第三方的立场，正确客观地判断双方的纠纷，看谁对谁错，医方错了，医方肯定要赔偿的，如果是患方的无理要求，就不得赔偿。这样通过第三方的仲裁机制把医患矛盾解开，第三方来仲裁的话，减少医患之间的纠纷。

　　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情况是，医患纠纷发生之后，特别是冲突升级的时候，患方实际上也是费了很多精力来索赔。实际上，医方客观上还是想治好病人，主观上也想治好病人。面对这样的纠纷，使得医方没有更多的精力专心地搞好医疗工作，实际上这对医疗事业也造成很大的影响。由第三方来判断，就可以把医患从纠纷和矛盾中解脱出来，让医方集中精力治疗病人，更好地服务于患者、服务于大众。

　　同时，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管理，要引导医院加强我们的服务意识，加强医生职业道德的教育，提出患者至上、为人民服务的要求，使我们的医疗行业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法治周末法制网记者：我想向王正荣代表提问。我的问题是，按照新医改的要求，公立医院改革要逐步实现医药分开、管办分离，之前成都刚刚成立了医管局，我想问一下，实施一年多来，它的实施效果如何?有什么样的经验?有没有推广的可能性?非常感谢。

　　王正荣：成都市搞管办分离，即医院原来由成都市卫生局管，现在它的资产管理还有人事安排交给了成都市的国资委在管理，卫生局主要是管它的业务、技术水平、技术准入等等，这种管办分离，目前还是运行得很好。

　　我们四川省还有其他地区也在探索管办分离，形式又不一样，现在是各有各的形式，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特点。我们正在探索不同的模式，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方法，各有千秋。

　　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我们乡镇卫生院的医药就是采取基本药物制度，目前把由中间环节造成的药物虚高定价的水分挤出来，通过基本药物制度，统一定价，统一招标，然后由厂家直接配送的这种方式非常好，把中间环节挤掉了，使得药物价格大幅度下降。这部分价格挤掉了，厂家也没有受损失，我们医院本身也没有受很大的损失，因为很多药物虚高定价都是被中间商拿掉了，并不是医院挣了，也不是被药厂挣了，所以说对它的影响不是很大。

　　人民日报人民网记者：我有个问题问一下沈进进代表，中国控烟与未来报告说，中国履行世卫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得分只有3.72分，您评价一下中国控烟为什么这么难?您觉得“十二五”的时候能不能实现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规定?还有个问题问一下马文芳代表，您在五年做人民代表的时候一直在提乡村医生的建议，您觉得五年以来乡村医生的待遇有没有改变?

　　沈进进：谢谢您提问这个问题。控烟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吸烟是我们国家目前很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现在慢病的负担也是国民的一个重要负担，吸烟是多种慢病的有害因素，所以控烟也是医务人员、我们代表比较关注的问题。

　　我们国家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有关的框架协议，从签署以来，我国积极推行控烟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多成效。比如大家知道的，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实行了“无烟奥运”，上海世博会期间以及一些重大活动中，都推行“无烟”行动。卫生部门积极行动，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开展公益宣传，二是在医疗卫生单位实行无烟单位的创建活动。

　　当然控烟需要多部门来协同合作，应该看到，我们国家控烟的进展还不是太快，比起其他一些国家，步履还是比较慢。我们也相信，在“十二五”期间，像公共场所禁烟等一些措施能够得到有效的落实。

　　马文芳：我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已经干了四十四年，整个农村医疗变革我全部都经历过了。我是一名乡村医生，自从当了人大代表以后，我感觉责任更重了。第一，我关注的是医疗改革，农村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再一个关注的是乡村医生能不能有待遇的问题，有没有人接班的问题。再一个是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我自从当了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很多乡村医生每天给我打电话，我最多接过300多个，信息最多时也接两百多个，全国来信接了七千多封，都跟我反映乡村医生的问题。

　　为此我每年都在提，我们在农村干了一辈子了，农村整个公共卫生服务，我们全部负担起来。老了，现在没有养老的问题，关键是后继无人的问题。为此，我去年调查了3个省12个县100个村庄100个诊所100个乡村医生，最大年龄的是78岁，最小的44岁，平均63.4岁，收入最高的一千多到两千块钱，收入最低的，一个月五十块钱，平均每个月收入300多块钱。

　　因为我们工作在第一线，乡村医生是非常辛苦的。国家去年已经下达了文件，去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乡村卫生院乡村医生要做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的养老问题一定要解决。我们河南省也下达了文件，全国很多省也已经下了文件，乡村医生养老问题一定要解决，河南省已经解决了，65岁以上的退休了，有300块钱的补助。但是我认为还是有点偏少，我建议国家还得加大投入力度，不然的话，三级医疗网点没有人来接班，公共卫生服务谁来搞?这是当前我最想说的大事。谢谢。

　　中国经济网：我想问一下魏丽惠代表，新医改已经推进三年时间了，您作为医疗卫生领域的代表，您这三年感受变化最大的是什么?还有，您认为医生和患者之间最难以沟通和理解的是什么?谢谢。

　　魏丽惠：谢谢刚才记者的提问。在三年的医改实施过程中，我们作为基层一线的临床医生，医改是积极参与的，也是医改的主力军。在这三年里，因为我是在大型的三甲医院，作为国家临床重点学科这样一个大型的医院里面工作，我们也是和全国的医务战线一样，面向广大老百姓，扩大对老百姓的服务，努力缓解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为此，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实施预约挂号，特别是在今年，要求80%的门诊号都能做预约挂号，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病人为了到大医院求医，不惜举家来到北京，甚至连夜排队，非常困难。有了预约挂号，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再一个，实施节假日门诊。为了方便群众，我们节假日敞开门诊，给大家就医的方便。因为很多外地的疑难病人到北京的大医院来，比如我们建立的疑难专家会诊门诊，外地的疑难病人到北京以后，我们通过医院组织全院的专家，用一个小时或者多一点的时间，给这个患者全面做检查，就不用他一个科一个科地去看。我们知道，很多外地的疑难病人在外地都经过治疗，或者经过很多地方的求医，到达北京以后，靠他一个科一个科地看，弄不好要一个星期才能完成，我们开展了绿色通道会诊疑难门诊以后，可以使病人在短短一两天内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另外，像刚才苏北王院长讲的，我们对一些大型的检查缩短时间，这些都是给病人提供更多的方便。

　　另外，为了支援基层的医疗，我们做了一个医疗共同体的建设，很多病人在基层看病，通过我们的卫生信息化手段实施。我们在北京的西城区开展了这项工作，我们和新疆、青海、四川都做了一些医疗共同体的建设，发现可以使很多的基层病人很快能得到大医院医生的诊疗意见和实惠，我们是通过基层的医院来完成的，一些社区的病人常见多发病都可以在基层完成，需要到大医院来做的时候，由他的基层医院通过电脑联网，直接挂号，就不用到医院挂号，然后到医院定时就诊。这些我想都是大医院在参加医改中给群众提供的一些方便。

　　我们还定期支援基层，到基层去，包括我曾经到过很多基层参加他们的查房、参加他们的讲课，来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水平，这也是大医院特别是我们这些教学医院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些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现在在我们国家，已经把医疗工作向前提到预防的水平，比如我们参加卫生部贯彻的，也是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进行妇女健康普查，包括乳腺癌、宫颈癌的普查。另外我们对农村孕产妇免费发放叶酸，孕期服用叶酸，减少神经管畸形的措施，以及住院分娩，我们作为大医院医生都积极参加这些医改，所以我们也经常走到基层去，帮助培训，帮助他们做质量的控制。我们把预防工作提前，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实惠。这是三年来医改我最大的感受。

　　关于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不是我们国家，任何一个地方都存在医患的矛盾问题。刚才王厅长已经就医患矛盾做了四方面的分析，我非常赞成他的分析。我觉得在这里面，首先我还是要呼吁，大家不要认为医生是万能的，因为在医学领域，未知数太多了，尽管我们现在有临床路径，有医疗常规，而且我们要求医生都是按医疗临床路径和医疗常规去处理日常的医疗问题，但是仍然有大量的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去探索。

　　所以我一直在讲，对于这样一个医学的科学问题，大家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不能希望百分之百都是治愈的，肯定在中间会有一些治疗不当，包括我们现在实施的临床路径、医疗常规，应该说是从数百年现代医学里得到血的教训制定出来的，才使我们临床医生认识到这些病应该这么治。我想这是我第一个要呼吁的问题。

　　第二，关于一些医患矛盾，实际上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在医疗改革中碰到很多问题，比如说医疗费用，国家制定的价格，过去我们都是公费医疗，恐怕大家在早期甚至一些老年人都记得，在他们年轻时实施公费医疗，看病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涉及到自己掏腰包的问题，农村全部都是自费。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农村进入到新农合，城市里走向了医保，这个医保过程有自己付费部分，有自费部分，有部分付费部分，这些矛盾最终体现在医院和患者之间，因为最后病人在医院看病是要从自己腰包掏钱付给医院的，比如看病贵的问题，很多矛盾就集中到医疗的终点——医生和患者。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我们希望随着国家形势的发展，随着医改的深入，老百姓、社会要理解，我们大家共同在医改中探索共同的道路。

　　第三，我也要特别呼吁，媒体要理解医生。我可以这样说，随着医改我们加大了医生工作力度，比如节假日都在开门诊，都在进行医疗行动，可是我们医生的身体状况确实值得担忧，像人民医院，医生早上七点半就到了医院，晚上七点半才能回到家里，还不要算路程，这12小时工作是非常紧张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很多手术医生都在手术室里吃盒饭，每天都吃盒饭，大家想想是什么滋味，包括节假日，所有的医生都要跟他的丈夫、孩子或者妻子来讲，你要等我排完节假日的班才能知道我节假日什么时候休息。而且在家里休息的时候，如果接到医院通知，我们要毫无疑问地立刻冲入医院第一时间去抢救病人。这些艰辛是医疗工作战线上目前面临的非常不容易的现状。而且很多中青年的医生，像我所在的科室里，大概40岁以上的医生都在吃降压药，他们有时候一天要做五到七台手术，之后还有下乡的任务、基层的任务、会诊的任务、门诊的任务等等，都加在一起，他们的任务是非常重的。所以我觉得，要理解医生的不容易，我相信马医生即使是村医，他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跟我讲，只有三个医生，全村所有的病人都要找他们去看病。大家知道，医生的职业告诉医生，即使你是生病发烧的时候，你在病人面前仍然是医生，你不能推卸你的责任，这就是医生职业道德的要求。我相信，广大医生是遵循这样的职业道德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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