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6日,为防“医闹”,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的山厦医院医生护士全部佩戴钢盔上班。此事引起了社会对医闹现象的关注。　　　　　　　

　　“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么一句俗语之所以流行起来，是因为它几乎已成为一段时间内解决医患纠纷的潜规则。

　　在社会学的理论中，有一个被称为“社会安全阀”的概念，指各个社会都存在着这样一类制度或习俗，它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能为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提供某些正当渠道，将平时蓄积的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消除，从而在维护社会和群体的生存、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中，发挥“安全阀”一样的功能。

　　然而现实中，诸如医闹、房闹、机场闹等采取无秩序、非理性乃至暴力方式维权的事件一再发生。过激、极端的“私力救济”手段，使得矛盾纠纷的解决陷入了一种畸形的暴力逻辑。

　　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这恰恰凸显了某种维权的困境。除了呼唤公民理性的回归，我们有责任反思，是什么让“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圈一再循环下去?

　　《法制日报》视点版从今天开始推出“破解‘闹’现象”系列报道，试图透过纷繁复杂的“闹象”，抓住“闹者”的心理根源，寻求破解之道。

　　□破解“闹”现象之医闹

　　这是一个不久前已被判刑的“医闹”的真实供述：

　　“我的妻子因产后大出血死亡，我们想不通为什么去的时候人好好的，到医院就死了，于是决定去医院找他们协商后事。

　　“我们提出要医院出130万元死亡赔偿费;医院则只愿意给两万元丧葬费。镇里的副镇长出面协调。我们家属商量后降低赔偿要求至70万元，医院坚持只给两万元。我们于是在医院门口烧纸、挂横幅、摆放花圈。这时医院答应给5万元。

　　“第二天，我们将赔偿要求再次降低至60万元，医院答应提高至7万元。第三天，我们50多个亲朋好友在医院门前放鞭炮、拉横幅、烧纸，使进出医院的救护车、私家车无法正常行驶，最后和医院达成赔偿15万元的协议。”

　　这是过去几年内，各地时常上演的“医闹”场景——“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这个畸形的逻辑一次次地奏效，并以这立竿见影的效果，巩固着它的恶性循环，从而跳脱了医疗纠纷伤害赔偿合理、合法的认定、协商秩序。

　　这种秩序的破坏，其后果之不堪设想，已被真实事件一次次印证，一系列极端的医患冲突事件，令人触目惊心。

　　而一个更大的恶性循环圈也伴随着医疗界所受的伤害而形成。有调查显示，不少医务工作者认为，“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这恰恰又会让医患关系进一步紧张。最终受到伤害的，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利益的公共医疗秩序。

　　解决医闹的尝试

　　要溯源“医闹”现象几乎不可能，因为古而有之。但要举出几个早年发生的“医闹”事件却很容易。在任何一个年份，都会有几起恶性事件发生。而真正让“医闹”现象引起新一轮关注的，是在发生了中国医疗界“黑色六月”的2009年。

　　这一年的6月18日，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太平镇杨厝村村民杨俊斌，因“泌尿系统结石、急性肾功能衰竭”入住南平市第一医院泌尿外科。6月20日晚10时，在手术成功的情况下，杨俊斌突发病症，经抢救无效于21日凌晨死亡。

　　杨俊斌的家属认为院方对患者的死亡负有责任，当晚就聚集在泌尿外科，拒不移尸，将两名医生扣留在病房，并提出高额赔偿要求。从6月21日起，南平市各级部门多次协调处理，均因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分歧较大而搁浅，并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双方均有人员受伤。

　　后在当地政府主导之下，杨俊斌的家属与医院达成初步协议：家属得到21万元赔偿，而对于肢体冲突导致的人员受伤问题，“双方同意责任自行承担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事件并未就此终结。6月23日上午，南平市第一医院80余名医务人员聚集到南平市政府门口，打出“还我尊严、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横幅。随后，南平市多家医院的医务人员也加入其中。

　　长期以来不断紧张的医患关系，最终以这种戏剧性的极端方式在南平这个小山城爆发。而在这个“黑色六月”里，各地先后发生了6起“血溅白衣”事件。

　　此后，各地开始了解决“医闹”问题的多种制度尝试。例如辽宁沈阳的“引入公安力量”，派警察去任医院“安保副院长”;多地施行的在医院设立警务室;以及建立专门的医患纠纷调解机构等。

　　然而，这些举措均未能阻止“医闹”现象愈演愈烈。据卫生部统计，2010年全国发生医闹事件17243起，比5年前多了近7000起，更有黑社会性质团伙借此牟利。而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2011年的调查统计，自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中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平均每年上升了22.9%。

　　在这一背景下，今年4月30日，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根据这个通告，多种“医闹”行为将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通告被视为打击“医闹”行为的一记重拳。

　　医闹源于“疑”

　　有学者提出，中国最早、最知名的医闹故事，莫过于曹操杀华佗。只一个头疼病没治好，华佗就被曹操身边的刀斧手、行刑队组成的医闹们来了个身首异处。

　　曹操多疑，众所周知。他杀了华佗也是因为怀疑他不仅治不好他的病，反而有不良企图。

　　通过对多个实例的分析，《法制日报》记者发现，“疑”正是大多数医闹者最根本的思维所在。这种“疑”包含了3个层面，分别是对病人在医院死亡原因的怀疑、对医疗行政部门解决医患纠纷公正性的怀疑、对合法渠道维护权益效果的怀疑。

　　本文开头的那一段真实供述，来源于河南省新密市的一起“医闹”事件。32岁的女子张娟因产后大出血死在了新密市某医院的ICU病房。据其丈夫张建向公安机关供述，亲属们前往医院讨说法，是因为“想不明白为什么去的时候好好的，到医院就死了，怀疑医院将妻子治死了”。这是第一层怀疑。

　　“我们没有要求做医疗事故鉴定或者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在向警方的供述中，多名张娟家属均表示了这一事实。这是源于第二层和第三层怀疑。

　　3个层面的怀疑，正好对应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患双方发生民事责任争议的3条解决途径：医患双方协商;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现实中，这3条途径都不太顺畅。”曾任南平市卫生局局长的王崇辉在此前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对医院的怀疑，多被解读为是近年来医疗系统腐化和相关机制落后的结果。“很重要的一点是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另一方面，一段时期来，确实存在一些以药养医，大处方看病，乱收红包或个别医生职业道德滑坡等现象。”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张建成向记者分析。

　　而对于另外两种渠道，王崇辉告诉记者，在患者家属的心里，卫生行政部门常常被认为和医院是“一家人”，在调解中难以做到中立，缺乏公信力;走诉讼渠道解决，这对患者而言要耗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此外，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这一关键环节也往往让患者望而却步，一方面因为时间太长，另一方面在于医学会与医院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鉴定结果也常常遭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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