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却只管出神

　　林黛玉在贾府，较之贾宝玉显得更孤立。尽管人们把宝玉看成“疯疯傻傻”的“惫懒人物，懵懂顽童”，但因为贾母溺爱他，拥护贾母的人们厚待他，他的处境远比黛玉优越。而黛玉，尽管和宝钗同样是贾府的亲戚，为什么远不及宝钗那么受到上下的器重，看来不只是因为她是寄人篱下的孤女。她不仅不象宝钗那么有财、有势而善于笼络贾府上下，而且因为她的性格近似宝玉那么“行为偏僻性乖张”，甚至远比宝玉孤僻得多。不能否认这也是她在贾府显得孤立的主观原因。有时以菊花自比和自慰、自得的黛玉，“嘴尖”也就是看不惯庸俗作风和世俗观念的黛玉，在贾府处于曲高和寡的境地，这是合乎逻辑的。她的孤立既是她说话容易得罪人的结果，也是她不从流俗的做人态度的反映。做人态度的特殊性，基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差别。黛玉那“孤高自许，目下无尘”的个性，与宝钗那“行为豁达”或“随分从时”的个性的对立，不单是什么脾气如何的问题。

　　看来黛玉的叛逆性，不只表现在她那不同于宝钗、湘云以至袭人的人生目的。她受到不愿追求名利的宝玉的器重，也不只器重她对他那不愿追求名利的同情。第一次与宝玉相见，黛玉就大吃一惊，心中想到：“好生奇怪，倒象在哪里见过的，何等眼熟!……”这种一见钟情的态度，不见得是作者对佳人才子的老套的因袭。这回中宝玉抑?掉通灵宝玉那“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的表现，其实是有故的。作者没有直接写出黛玉对此在心理上的反应。但后来，一系列的情节表明，她是把宝玉视为知己的。如果说这“扣了环”的一对，在友情、爱情、痴情各方面是有共性的，是互相照应互相影响着的，那么，他俩的亲密关系，譬如说，黛玉对宝玉心中“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的原因，究竟是不是只限于两人都憎恨“国贼禄蠹”这些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志同道合呢?许多情节使我觉得，他俩的叛逆性格，不只表现在是非善恶的标准的一致性，而且还表现在生活情趣和审美观念方面的一致性。

　　可以认为，包括黛玉嘲笑刘姥姥是“母蝗虫”，既表现了她看不起穷人的贵族小姐的思想感情，也反映了她憎恶在她看来是低级趣味的行为的审美观念。如果说“神游太虚境”或与薛蟠、冯子英之流也能和平共处的宝玉，还未能排除黛玉所嘲笑的“世俗的取乐”，那么，包括黛玉的诗论、诗词、戏谑……，她的审美观念更不带那些世俗的低级趣味。^红玉代表贾府中人，对坠儿说黛玉“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这并非红玉对黛玉的想当然的鉴定，这是符合黛玉不“得下人之心”的言行的。问题在于，她所要刻薄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她那“心较比干多一窍”的心细，与琏二奶奶那种“心机又极深细”的心细，有没有个性本质的差别。^相对地说，黛玉不只是不同于宝钗等女性的新女性，较之向往婚姻自由的崔莺莺、杜丽娘那种追求婚姻自主的女性，也是显得更新的女性。当然，包括黛玉那较别人高尚的审美观念在内，她的性格自身也有矛盾性。这，正是不同立场、观点、态度、方法不同的读者，对她性格整体引起了各取所需的判断的原因。但是封建思想的影响并未淹没她那萌芽状态的新思想、新感情……新的审美趣味，这就不能否认她那性格方面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王国维论词，提出了“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分”。这话有道理。不过，对于黛玉性格的刻画来说，这种划分未必是确切的。用王国维自己的话来说，“因为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而曹雪芹所塑造的林黛玉，可以认为是“写境”与“造境”的对立统一。这一形象的塑造，既是理想化的，却也是写实的，所以是“合乎自然”的。

　　艺术的真实感既然是欣赏者对形象的反映，既然它以艺术形象为感受对象，有没有真实感仍以形象所再现的性格特征为依据，为前提。曹雪芹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章里，反对“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佳人才子等书。而黛玉不只是一个佳人也是一个才女。不过，黛玉不同于《会真记》里的莺莺小姐，她与宝玉的“妙词通戏语”，那戏语自身也不是“终不能不涉于淫滥”的。对于《西厢记》中的词句，她的感受自身也带矛盾性。一方面，她“但觉词句惊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一方面她对宝玉那太不含蓄的戏语引起“欺负我”的反应。这样的矛盾性是合乎自然的，形象没有矫揉造作的毛病。

　　四 不觉心痛神痴

　　关于林黛玉的叛逆性与她爱读《西厢记》的关系，所以能引起我兴趣的原因，既在于林黛玉对贾宝玉戏语“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的反应所体现的人物心理的矛盾性，又在于黛玉与宝玉和解时嘲弄宝玉胆小所引用的《西厢记》剧词，显示着她那出色的记忆力与在特定条件之下加以应用的敏捷才能。

　　黛玉听了宝玉的戏语，“不觉带腮连耳的通红”，登时带怒含嗔地指着宝玉说：“好好儿的，把这些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话，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黛玉“说到‘欺负’两字，就把眼睛圈儿红了，转身就走”。有趣得很：倘若说黛玉完全没有感到受了“欺负”，她对宝玉的戏语的反应不会这么认真。她的反应，当然不仅仅是指宝玉对她的“欺负”。联系其他情节来读，觉得她此刻的嗔怒和受了委曲的精神状态并不简单，也许包含着“人言可畏”等顾虑。

　　“宝玉急了，忙向前拦住道：‘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儿罢!原是我说错了。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叫个癞头鼋吃了去，变个大忘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儿，我往你坟上驼一辈子碑去。’说的黛玉嗤的一声笑了。”黛玉揉着眼睛，一面热炒热卖，袭用了红娘嘲弄张生的剧词，笑道：“一般唬的这个调儿，还只管胡说。呸!原来是苗儿不秀，你是个‘银样蜡枪头’。”宝玉听见黛玉借红娘嘲弄张生的剧词来嘲弄自己，笑道：“你这个呢?我也告诉去!”黛玉对此的反应，成语用得颇切合此时此景和此情：“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

　　在王实甫的《西厢记》里，莺莺从妆台上看到张生让红娘带来的简帖儿，责怪红娘：“小贱人，这东西哪里将来的?我是相国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红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半截来。”当红娘说要把这简帖儿拿到崔夫人那里去“出首”，莺莺却揪住红娘，说“我逗你耍来”。从形式上看，仿佛黛玉从生气到和解，是以《西厢记》这一情节为蓝本的。从特定情节所表现的心理内容来看，黛玉与莺莺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大不相同，而且恰好表现了曹雪芹敢于利用传统文艺而自己作品富于独创性的艺术素养。^可否认为：莺莺小姐的生气，是喜出望外而又有所顾虑的一种撒娇，而黛玉的生气，却是不愿意把她那“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分明被说破。不能否认，受封建礼教熏陶的林黛玉，在这么不平常的问题之前也是有所顾虑的。但她所顾虑的不是相国夫人或贾母，而是顾虑以“舅舅、舅母”为代表的人们的反应。看来，除了这种顾虑之外，这么巧妙的回答，和黛玉作为才女所具有的特定的审美观念也有一定的联系。第四十八回，黛玉对香菱论诗，说香菱诗作“意思都有，只是措词不雅”。这种反对直率文风而提倡雅(含蓄)的主张，正如她称赞陶渊明诗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艺术美在于“淡而现成”那样，她对艺术欣赏所流露出来的审美观念，不能不表现在生活实际的待人处事。^黛玉对《西厢记》的欣赏，是不是仅仅欣赏其中的男女之情?是不是主要在欣赏其中的男女之情?只要联系地看同一回书里的情节，看她听了梨香院女孩子们在演习戏文时的反应，也就不难明了。当她听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觉得它“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当她又听到“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而想到艺术与欣赏的矛盾，“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当她听到“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不觉心动神摇”，联想到古人诗句“水流花谢两无情”，古人词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和《西厢记》中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等句，“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

　　黛玉对《牡丹亭·惊梦》曲子所引起的“心动神摇”或“心痛神痴”以至“眼中落泪”，是伴随着“仔细忖度”这种体验以至思考引起的。作为一种审美心理来考察，她的感动包含着“光阴荏苒须当惊?”(黛玉《春灯迷·更香》)等复杂的心理内容。至少，不等于她只是对婚姻问题的患得患失。在黛玉心灵中无法解决的不限于婚姻问题，所以作为知己的宝玉也不能使她的痛苦变作自己心灵的和谐的调子。^在这里，再一次显示了《红楼梦》那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和谐一致。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