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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现成的好景妙事尽多
七十年代读《战争与和平》，读到少女纳塔莎坐在窗框里看月亮，她那活泼的飞向空中的幻想，看到她坐在窗框上的那幅插图，使我再一次想起二十年代私立大学一位也爱看月亮的女同学。不过，据说她常常是一个人看到深夜，脸上有时有泪光，一向不愿向人表白她当时有什么幻想。这位从书香门第出来，会下围棋、长于古琴的女同学，看月亮时是会胡思乱想的。不过，令她出神的幻想，不大可能象纳塔莎那么神往于自己也说不清的什么幸福。她那沉默寡言的神气，使我觉得她颇像有才而又忧郁的林黛玉。八十年代我回成都还向旧同学们打听她，据她们说她在还很年轻时就病死了，更不知道她是否也像纳塔莎那样有过安德列王爵般的如意郎君。倘若她能活到现在，当然已到了贾母般的年纪。但她即使有养尊处优的物质条件，未必也能变得象贾母那样安于混日子。我想，她不会没有读过《红楼梦》。我很难揣测她对林黛玉的性格有什么观感，也不知道她是否会像林黛玉对宝钗谈到自己那样谈到她自己。不过，林黛玉对薛宝钗的坦率，只限于自己的身世和在贾府的处境，只限于在感激对方对自己的关心而承认自己多心，错怪过对方“心里藏奸”，从来没有涉及关于爱情和婚姻问题的见解。仿佛可能因为她觉得，要谈这些问题就有损于妇女规范。她既然不那么安于现状而有所追求，倘若说她的灵魂中还带着一些封建性，这不见得是对她的诬蔑。反过来说，不否认林黛玉还没有力图摆脱封建思想影响的自觉，不一定就有损于她作为叛逆性格的新面貌。
曹雪芹写林黛玉个性自身的矛盾性，方式是多样化的。我在《论凤姐》的第三十九章里，为了论证文艺的社会作用，曾经摘引过作为读者的黛玉，怎样参加了作为作者的宝玉的《芙蓉诔》的修改。这里不妨从不同角度再一次引用它。
本来，《芙蓉诔》里有这么四句：“红绡帐里，公子情深，黄土垄中，女儿薄命。”黛玉认为：“这一联意思都好，只是‘红绡帐里’，未免熟滥些。放着现成的真事，为什么不用?”什么现成的真事呢?“咱们如今都系霞影纱糊的窗(3)，何不说‘茜纱窗下，公子多情’呢?”宝玉称赞黛玉“想的出，说的出”，还说“可知天下古今现成的好景妙事尽多，只是愚人蠢子说不出、想不出罢了。但只一件：虽然这一改新妙之极，但居你则可，在我实不敢当。”黛玉说“何妨。我的窗即可为你之窗，何必分晰得如此生疏。……”宝玉说：“论交之道，不在肥马轻裘，……倒是这唐突闺阁，万万使不得的。”正如有人太注意不要把口号叫错，结果因为精神过分紧张，反而叫反了口号的内容那样，宝玉唯恐“唐突闺阁”，结果反而引起了唐突黛玉这位闺阁的危险而不自觉。宝玉说：“如今我越性将‘公子’、‘女儿’改去，竟算是你诔他的倒妙。况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故今宁可弃此一篇大文，万不可弃此，‘茜纱’新句。竟莫若改作‘茜纱窗下，小姐多情，黄土垄中，丫环薄命’。如此一改，虽于我无涉，我也是惬怀的。”黛玉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丫头，何用此语。况且‘小姐’‘丫环’亦不典雅。等我的紫鹃死了，我再如此说还不算迟。”宝玉说“这是何苦又咒他。”黛玉说：“是你要劒?的，并不是我说的。”正在这么说笑，宝玉“自有我在”地把嘴说滑了：“我又有了，这一改可妥当了。莫若说‘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这样一来，“直接唐突闺阁”了。
黛玉听了，忡然变色，心中虽有无限的狐疑乱拟，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连忙笑着点头称“妙”，说“果然改的好，再不必乱改了。快去干正经事罢……”
恕我不再抄录下文。其实，黛玉在下文劝宝玉改改脾气的那“一年大二年小”的理由，与黛玉的“狐疑乱拟”很有关系。脂砚斋“慧心人可为一哭;观此句便知诔文实不为晴雯而作”等批语，说出了上述情节的双关性与暗示性。这一情节不只预示着人物命运的未来，也是善于塑造形象的多面性，因而读起来象面对《悲惨世界》那样令人震动。黛玉压抑她那难言的痛苦，我却越想越觉得黛玉处境的悲惨。有人向我提出，怎样说明文艺欣赏的共鸣，我看每个读者都可能有自己的实践经验作为论证共鸣现象的依据。
六 半为怜春半恼春
修改《芙蓉诔》的情节的重要性，我看主要不在于它是后来宝玉哀悼黛玉的伏笔，而在于这就多方面地接触这个人物的灵魂的秘密。也就是作者为了避免这个既带反抗性而又不可能和封建主义彻底决裂的典型形象的丰富性受到削弱。
如今，在文学作品里有一种不值得称赞的状况。那就是，恋爱场面的泛滥。不管有没有必要都来这一手，甚至把古代题材现代化。当林黛玉在某些艺术里被再创造的时候，她也在精神上穿上了时装。这很难说这是艺术家富于创造性才能的具体表现。也许因为他们对林黛玉太钟爱了，太爱她反而使她的基本特征走了样。她虽不可能再提出什么“我告诉舅舅、舅母去”的抗议，我看对她“手下留情”岂不更“合乎自然”?
黛玉对宝玉这个“我命中注定的天魔星”的爱情，当然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不能忽视的。然而，黛玉虽不是演员，她对“天魔星”的态度很有分寸感。这，正是她之于性爱的态度，和现代女性或古代的尤三姐等女性的态度的差别之所在。如果把黛玉之于爱情和性爱写的缺少黛玉的个性，不只角色贾宝玉会觉得“怪腻的”，作为小说读者的我也不免会觉得是“怪腻的”。在“意绵绵静日玉生香”那一回书里，在床上的黛玉合着眼说：“我不困，只略歇歇儿。你且别处去闹会子再来。”宝玉推她，说：“我往那里去呢，见了别人就怪腻的。”宝玉这句话说来虽是向黛玉耍赖的，却不妨当作一种审美心理来理解。
在同一回书里，写宝玉来到潇湘馆之前，怎样看戏的感受，表现了他那与众人相矛盾的一种审美观念。贾珍这边唱戏，唱的是《姜子牙斩将封神》等戏文。“满街之人个个都赞：‘好热闹戏，别人家断不能有的。’宝玉见繁华热闹到如此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开各处去闲耍。”宝玉这么不喜欢热闹，和第十九回黛玉在梨香院外听唱《牡丹亭》，听到唱词“良辰美景奈何天，尝心乐事谁家院”而“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一样，是她拥有比较高尚的审美观念的一种表现。这既是他觉得到了潇湘馆，才免得再感到腻味的近因，也是他和黛玉有共同趣味和情思一致的一种具体表现。也许因为潇湘馆拥有刺激“创作”的特殊条件，他编造了耗子偷芋的故事才是富于灵感的。
黛玉一再用戏谑性的语言嘲笑宝玉与宝钗的关系，编造了宝玉倾慕宝钗那特殊条件的戏谑之言。如果可以当做创作来观赏，不妨说它也象宝玉那耗子偷芋的故事一样，是意在言外，因而并非索然寡味的。当宝玉从黛玉袖中闻到“令人醉魂酥骨”的异香，拉住黛玉袖子“要瞧笼着何物”，引起了一段具有考验演员的审美观念是否高尚的对话。这段对话对于二人那所谓两小无猜的关系，写得非常有趣。因为读者可以自己找《红楼梦》阅读，恕我在这里只好割爱了。
《红楼梦》有不少涉及黛玉与宝玉的“不是冤家不聚头”的纠葛。然而这一切都止于痴情而没有越过封建礼法的界限。“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林黛玉，有时“小性儿”得出奇。但是，看来她对宝玉的爱和恨，虽然不为封建舆论所容忍，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却是纯洁的，可爱的。
“误剪香囊袋”的情节，与“静日玉生香”的情节相对比。如果可以说后者更带喜剧性，前者可以说多少带了一点悲剧的色彩。宝玉一身的佩物，都“赏”给祝贺他在大观园获得艺术创作的成功的小厮们。黛玉听了袭人那“带的东西又是那起没脸的东西解了去了”，于是很生气。对宝玉说：“我给的那个荷包也给了他们了?你明儿再想我的东西，可不能够了。”赌气回房，把宝玉烦她做的才做了一半的另一个香袋儿铰坏。宝玉也生了气，从穿在里面的红袄襟把黛玉做的那个荷包解下来递给黛玉：“你瞧瞧，这是什么?我那一回把你的东西给人了?”黛玉见了，“自悔莽撞”，“又愧又气”。宝玉这回的确有点莽撞，说气话而气得黛玉“声咽气堵，又汪汪的滚下泪来”。黛玉的生气体现着一种“半为怜春半恼春”(黛玉《葬花吟》)的意味。^黛玉要宝玉珍爱她的作品，也就是珍爱她自己对玉宝的感情。宝玉珍爱黛玉珍爱“我”的感情，也就是对于黛玉“她”的感情的珍爱。偶然性的风波引出来的这一场纠葛，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地反映着他俩的爱。然而这个荷包或另一个香袋儿，都不等于红玉赠给贾芸的手帕。它所寄托的，是黛玉对宝玉的一种更热烈却也更真挚的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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