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翔

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兼职副教授

江苏省卫生法学会副秘书长

中国卫生法学会理事

北京一起孕妇死亡事件，使得“医方在紧急情况下有无对抗家属

同意权的强制医疗权”问题走进卫生法学界的视野。本人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和对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谈一些粗浅之见。

本人认为，北京这例事件中的当事医院和医务人员基本没有责任。理由是，该院通过及时报告卫生行政部门和报警，将事件的处置权转移给了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成功地规避了本身的责任。

在医患关系十分紧张，医疗卫生行业生存的法制环境极端恶劣的当今，这种措施实属迫不得已，是可以理解的。建议今后医疗机构凡是遇见类似的问题，都无一例外地及时报警和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

本来，任何一起医疗危机事件发生后，评价当事各方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应该就是现行有效的有关规范的要求。只要某一方的所作所为符合规范要求，那么，无论事件经过如何复杂、结果如何严重，“中规中矩”的这一方都是没有过错的，也就无所谓事故与责任。真如此，一起医疗危机事件理当不会在卫生法学领域引致歧见纷出、是非莫辩的“混沌”状态。然而，针对该例事件的讨论，就陷入了这样“越辩越不明”的尴尬境地。原因何在？

笔者以为，“现行有效的卫生法律法规规范中有无紧急强制处置权的授权规定”与“该不该有这样的授权规定”，是区别很清楚的两个不同论题。前者只需针对现行有效的各类文件的条文做全面、系统解读，属于在“共时性”的规范“实然”状态中的“查找”工作，以评价医疗危机事件当事各方的是非曲直；而后者，是对有关领域规范“应然”状态的探索和研究，以指导未来对该领域规范的废、改、立，属于“制度建构”的研究工作，具有“历时性”特征。从已有的讨论来看，多数议论，是把性质、任务和方法不同的两个论题混杂“乱弹”，热闹有余而条理不清，实在无益于明辨是非、厘清责任、指导实践。鉴此，本人仅仅针对“现行有效的卫生法律法规规范中有无紧急强制处置权的授权规定”这个实际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首先让我们明确一下医师、医疗机构的职责。

《执业医师法》第３条规定“医师应当……履行……救死扶伤、保护人民健康的神圣职责。”《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３条规定“医疗机构以救死扶伤，……为公民的健康服务为宗旨。”在诸多职责中，首当其冲的，都突出“救死扶伤”这个职责。

要想解读一种语言的法律法规文本，首先肯定是要从“语文”层面深入掌握该种语言文字的基本内涵，然后，在法理框架内，从“法言法语”的层面切入该种语言的法律法规文本，进行系统的解读，才可得“真谛”。那么，我们就必须对“救死扶伤”做一番查考。

救死，指拯救将死的人。语出《孟子·梁惠王上》：“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汉语大词典·５，Ｐ４５３）扶伤，意为扶助受伤的人。唐柳宗元《封建论》有谓“汉有天下，……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汉语大词典·６，Ｐ３５６）“救死扶伤”系指“救护生命垂危者，照顾伤病者”，典出于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半当，虏救死扶伤不给。”宋苏轼《宋襄公论》亦谓“一战之余，救死扶伤不暇。”（汉语大词典·５，Ｐ４５４）可见，“救死扶伤”特指的是紧急医疗处置事务。此事务的特征是“惟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说明先贤大达已经认识到，平诊时的繁文缛节，在“救死扶伤”面前，难免无暇顾及了。

因此，《执业医师法》第24条才相应规定“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并规定医师有权“在注册的执业范围内，进行……医学处置……，选择合理的医疗……方案；（见第２１条）”卫生部（86）卫医字第23号文件（1986年9月18日）《关于进一步加强急诊抢救工作的补充规定》就已经阐明：“各医院急诊科（室）的设施和一切制度、规定，都要有利于分秒必争地争取抢救时机。……有紧急手术抢救指征的急诊抢救病人，应立即直送手术室。”《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３１条秉此意旨，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这些专门针对紧急医疗处置问题的条款，均接续“惟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的观念，都没有“征得患者本人或家属或关系人签字同意”的要求。“不得拒绝急救处置”、“立即直送手术室”的法条用语，言简意赅、属意专一；斩钉截铁、不容置疑。也就是说，“对急危患者”，我国的卫生法律法规已经给医师和医疗机构做了“强制处置权”的授权。

至于饱受诟病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其实只是并列于第31条，专门针对平诊而言的。第31条、第33条，具有不同的法域，适用时必须予以区分。依据第33条的规定，来处理医疗危机事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我国的法律法规同样授予了医师、医疗机构紧急强

制治疗权，亦即，在情状紧急时，就当事患者生命、健康的拯救来讲，必须施行的，没有其他替代措施的手术，医师和医疗机构有权强行实施。这也是医师、医疗机构的职责所在。

其次，对“医方强制处置权”对抗“患方同意权”理由的解析。

目前，通说认为，患方的同意权来自《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的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为便利讨论，以下的文字，权且忽略此条与第31条法域的差

异，仅仅针对具备如下条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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