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就当事患者生命、健康的拯救来讲，必须施行某手术，没

有其他可替代的措施；
２、向监护人或患者本人或家属或关系人充分告知了拖延或放

弃这个措施的严重后果；
３、情状紧急时。
符合上面仨条件的案例，要是监护人或患者本人或家属或关系

人依然签字拒绝，则其“同意权”理当灭失，而“医方强制处置权”

同时激活。理由是：

１、病人一旦就医，安全和早日康复是第一位的，患者一旦失

去生命，其他权利都是空话。即，以“生命为代价”的“同意权”，

在逻辑上说不通。

２、患方的医学知识理论上不如专业医生和专业机构，他的决

策的准确性，一般不如医生和医疗机构。
３、任何人的权利的行使，都并非漫无边际、无所约束，而是

以不侵害社会和其他人，乃至自己的生命、健康权益为边界。一旦

越界，患方的知情权、同意权就自然消亡灭失了。

假如是一名成年清醒的病人，应该以患者本人的“同意”为准。

家属和关系人不得出具危害患者健康生命权益的意见。

假如患者本人拒绝，如何应对？其实，结合自杀人员的处置，就可以理解，还是应当强行救治。这就如同面对一名站在悬崖边上即将自杀的人一样，职能部门是不能“随他去”的，而是要勉力挽救，“强行拉回”才是事件的完满的句号。

第三，对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所作所为的建议。

1、 关于事件经过的调查报告问题：

事过多日，面对各界沸沸扬扬的热议，当地政府尚没有发布一

份比较权威、系统的事件经过调查报告。各媒体的报道互有出入，许多关键环节的情况至今不明，在此背景上的“热议”，难免不准确、欠严谨，对于澄清事实、厘清责任、消除隐患、维护稳定均极端不利。因此，建议当地政府赶紧组织政府层面的联合调查组，把事件经过调查清楚，尽快发布权威的事件经过报告。这是稳定社会、恢复秩序的最关键的一步。

２、关于法规的法定解释问题。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54条规定：“本条例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解释。”而事件的当事各方，以及发表议论的法学界、伦理学界权威，大家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的理解，可谓人言人殊。著名卫生法学家张赞宁教授认为：“如果一个法律规范连专家都看不懂，都有争议，叫普通人和非专家的一般法官怎么理解并执行？这说明这个规范就不是明示的和不具可操作性的，就是个失败的法律规范。”《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是否属于“失败的法律规范”暂且不论，但是，作为“法定解释权”的被授权单位，卫生部至今未见履行其“法定解释”的职责，任由“六经注我”现象弥漫，有损法规的严肃性，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不管什么时候，制度之弊都不能成为遮蔽良心之善的理由。这是因为法律制度之外，还有责任、道德和良知。”（阮占江.切不能让制度之弊遮蔽良心之善.法制日报:2007-11-30:第3版.）笔者以为，行政机关及其官员，格外需要这样的“责任、道德和良知”。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3日凌晨2：15一稿。

10日凌晨1：4５二稿。

2008年元月2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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