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最新统计表明,该市三级医院全面推行预约挂号两个月来,在全部预约挂号患者中,社区预约比例只占5.55%。这个小数据表明,引导患者小病到社区,大病通过社区预约大医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患者:
社区无法帮忙预约专家号
不久前,家住北京的王女士得知,父亲在老家体检时查出血液中一个癌症指标超标,但是在当地多家综合医院复查的结果却不一致。为了让父亲的病情得到确诊,一家人都把希望寄托在王女士身上,让她在北京找大夫判断。王女士拿着检查结果来到北京某肿瘤医院,结果连续两天都没有挂上号。正当王女士心急如焚时,她想是否可以找社区医生帮忙预约呢?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自家小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然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说他们没有肿瘤医院的专家号,帮不上她。万般无奈之下,王女士最后在肿瘤医院门口花了600元钱从号贩子手中买了一个原本200元钱的专家号。
王女士的求医经历并非个别。像肿瘤等重大疑难杂症,专家资源非常稀缺,医院门诊挂号窗口放的号几乎天天一抢而空。号贩子又无孔不入,把持了部分号源牟取暴利,一般老百姓很难挂上专家号,想通过社区挂号更是不可能。北京市最新统计表明,该市三级医院全面推行预约挂号两个月来,在全部预约挂号患者中,社区预约比例只占5.55%。这个小数据表明,引导患者小病到社区,大病通过社区预约大医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医院:
社区实现首诊后再谈预约挂号
据北京市朝阳医院门诊部负责人介绍,国内患者看病习惯于到现场排队挂号,这是一种特殊而无奈的现实。患者到医院后,由门诊部分诊,指导患者挂哪个科室、哪个专家。这个分诊也未必准确,但属于基本形式,是老百姓认为合理的挂号方式。而国外患者看病需要通过社区全科医生筛选后,再向上级专科医生预约转诊,过程严格。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网上预约挂号是由台湾、香港等地的私立医院最先推出的,属于一种吸引患者、方便患者的营销手段。无论患者在何时、何地,都可以通过网络或者电话预约挂号。但是这种方式也存在很多问题,患者自行挂号而不通过全科医生分诊筛选,存在误挂号的可能。在这里,有两个“引导”需要搞清楚:到底是以方便部分患者为引导,还是把准确分诊作为引导?
实际上,社区预约挂号可以实现上述两个方向的引导,既方便了患者,又实现了准确分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借助网络,辐射周边的大医院,并与之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来社区就诊的病人就可以由社区分诊。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门诊部负责人介绍说,到该院就诊的病人一半以上是外地患者,他们对北京各大医院的科室和专家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判断,直奔目的而来。因此,有一半病人不需要分诊分流,而市内病人大概三分之一是初诊,大部分病人是复诊,对这部分患者开展预约挂号效果比较好。目前,人民医院已和周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结成医疗共同体,医院给社区部分号源,病人在社区可以挂上医院的号。
大牌专家的号一部分分流给社区,一部分电话预约,一部分经门诊直接挂号。不管哪种预约,最主要的专家资源仍非常有限,还得统筹安排。保留门诊号是前提,因为大部分患者还是习惯在门诊排队挂号。医院提前6天放号,引导患者不是一有病就往医院跑,而是有针对性地来看病,就诊观念从现场挂号转向预约挂号。
然而,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这样的做法并不多见,很多大医院以社区全科医生水平有限、不能准确分诊为由不给周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放号。一家大医院门诊部负责人说,国外看专家是由社区全科医生预约,层层分诊分流。而我国的国情不允许,主要是社区医生水平达不到,老百姓也不信任。而没有社区首诊,预约挂号就无从谈起。
社区:
无号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北京市西城区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告诉记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着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两大任务,其中公共卫生项目众多,而社区的人力资源十分有限,工作强度非常大,尤其是上门访视、入户调查。
的确,一部分设立在远郊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存在病人较少的情况,但这并不是社区不积极为患者预约挂号的原因。社区医疗机构非常想通过预约挂号在大医院和居民之间建立双向联系。问题是,很多大医院宁可眼看着号贩子把持号源牟利,也不会放号给社区。社区没有号源,怎么为居民预约?而有的医院的确给关系密切的社区放了一些号,但都是在门诊就能挂上的普通号,对患者来说意义并不大。
在谈到大医院与社区协作的话题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陶红兵教授认为,由于医院在协作过程中要按照要求履行人才培养、技术指导等支援工作,短期内付出大于回报,因此医院参与协作的积极性不高。同时,大部分医院将经济指标作为绩效考核的主要依据,导致医生缺乏与社区协作的动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发展时间短,数量多但力量分散,对社会的影响力还不大。尤其是长期以来,政府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补偿力度不大,社区卫生机构设备条件和技术水平相对薄弱,这些都影响着双方的分工与合作。
医院与社区的分工合作需要政府主导协调,在利益平衡机制、人才培养和技术支援、双向转诊与社区首诊、医院和社区信息沟通以及激励约束和保障措施等方面摸索经验,促进双方融合,逐渐达到引导患者小病到社区,大病通过社区预约大医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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