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五六年的行医生涯中，我接触了不少病人。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我在本科实习期间遇到的一位小病人。

　　那时，我在老家一所市级医院的儿科实习，负责一个来自农村的小男孩。因为在家排行老三，他父亲叫他“小三儿”。小三儿7岁，还没上学，长得虎头虎脑，眼睛大大的，一笑便露出两个酒窝，很是可爱。小三儿是由父亲带到医院的，母亲要忙地里的农活和家务，还要照顾其他孩子，不常来。

　　小三儿患的是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正进行化疗诱导缓解治疗。这所医院没有专门的血液科，儿科病区收治的患儿病种很杂，但像他这样的血液病很少。我也是第一次负责白血病患者。因为小三儿有发热、出血等症状，同病室的患儿家属都很担心自己的孩子被传染。于是，我时常要跟他们解释。其实，小三儿的抵抗力最低，他最怕被传染。

　　治疗效果并不理想。用了抗生素，高温退了，过几天又烧起来，黏膜出血也是时好时坏。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小三儿的营养跟不上。每次看到他吃饭，我心里都不是滋味。后来，小三儿的病情加重了，鼻腔出血比较严重，经常需要鼻腔局部填塞止血。他的样子让别的小孩都怕他，他自己也有些害怕。有一次，他悄悄地问我：“阿姨，我的病还能好吗？”我安慰他说：“小三儿是个好孩子，很坚强，病一定会好的。”说完这话，我心里却是酸酸的。

　　对小三儿的病我很着急，带教老师却不以为然，可能见得多了。我们把小三儿的父亲叫到办公室，向他介绍了病情和预后。晚上，我看见小三儿的父亲在走廊给家里打电话，支支吾吾地说了些什么。夜查房时，我又看见他蹲在病区外抽烟，皱着眉、苦着脸。他见到我，喃喃地说：“三儿完了。”一听这话，我急了：“还得治疗呀！不治怎么能好？”他把两手一摊，说：“没钱了，家里已经拉了饥荒，上有老下有小的……”

　　第二天早上，我愤愤不平地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老师。老师拍拍我的肩，说：“你还年轻，以后经历多了就明白了。”当天下午，老师找到小三儿的父亲，对他说：“孩子的病我们没办法了，再住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你打算怎么办呢？”男人摇摇头说：“治不起了，我们回家。”接着又对我说：“小医生，我知道你对小三儿好，可谁叫咱穷，没法子呀！”在老师的建议下，他们决定当天就出院。我虽愕然，却也不能说什么。

　　我到病房送他们。小三儿已经完全没精神头了，两只眼睛看上去空洞洞的。他木讷地坐在床边，看父亲收拾东西。见到我，他眼睛亮了一下：“阿姨，我要回家了。”“想家了吗？”我问。“嗯，可想了。”他一边说一边擦着鼻血。我的心头揪了一下，鼻子也发酸，只能硬忍着没掉泪。到了院门口，小三儿又回头望望我，眼中有丝丝留恋。他正擦着鼻血，就被他父亲一把拉走了。

　　这么多年过去，小三儿流着鼻血回头张望时无助的眼神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小三儿的病到底怎样了？我不知道。实习结束后，我就回到了学校，再也没有听到小三儿的消息。每次想起小三儿，我都埋怨自己没本事，没办法帮他战胜病魔。

　　面对医院、患者、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压力，很多医生会迷茫、无奈、发牢骚，甚至变得圆滑。经验多了，见过很多的死亡，我对当初老师的想法和做法也有所理解。静下心来，我时常思索着：如果现在再遇到小三儿，我会怎么做呢？医疗技术是提高了，可当年的那份热心与激动呢？可能已被理智所取代。

　　因为小三儿，我仍保留着对患者的一份同情。这些年来，在他目光的注视下，我告诫自己要不断努力，克服一个个困难，一步步前进。尽管有时很疲累，我也不敢懈怠，很怕辜负小三儿的期望和信任。